“习思想”如何覆盖新时代：从地铁到课堂！

开开心心

宣传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及其思想的各种书籍、讲座、学术研究层出不穷

大红色调的车厢，一张张宣传十九大精神的标语，宣讲员用快板传播“新时代的新气象”，这些场景最近出现在中国长春的一座地铁列车上。

这是中国共产党十九大后，中国密集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缩影。

去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想被写入党章。今年3月，“习思想”被写入中国宪法。在强劲的宣传势头下，学习习近平及其思想的各种书籍、讲座、学术研究层出不穷，一些以前较为少见的“新时代号”主题地铁列车等宣传方式也开始涌现。

“这本书的价值超越了黄金”

书籍是思想的重要载体之一。收录习近平讲话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二卷以及《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等书籍受到热捧。

在官方媒体的宣传中，《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去年11月，新华社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发行量已经达到660多万册。该书第二卷势头更猛，今年2月，该书第二卷中英文版全球发行突破1300万册。

官方媒体称，一些外国官员也是该书的忠实读者。《人民日报》报道，《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在南非引起了热烈反响，并引述南非公职和行政事务部部长费丝·穆坦比说：“这本书的价值超越了黄金。”

从地铁到高校

今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党节，长春推出“新时代”号主题地铁列车，车厢以红色为主色调，贴满了十九大的标语，车上视频系统滚动播放“传习内容”，还有宣讲员进行讲解，让市民在坐地铁时学习“习思想”。

长春“新时代号”主题地铁列车

“习思想”的活动也走进了校园和研究机构。去年12月，教育部决定建设贯彻十九大精神的“万个示范课堂”，推动“习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各大高校则纷纷成立学习习思想的研究会、讨论会或学生社团，其中经过党中央批准的就有10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院），分布在中央党校、北京市、清华大学等。

热潮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紧跟步伐。去年12月公布的2018年度课题指南拟定了一批重要选题，不少选题都是关于习近平思想及“新时代”下的学科研究。

甚至，习近平文革时插队的陕西延安市梁家河村也成了研究对象。今年6月，陕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决定开展“梁家河大学问”课题研究，选题包括探索梁家河精神的科学内涵、红色文化基因等。

“站队表态”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社会出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和研究热潮，原因有政治因素也有商业因素。

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政治学副教授陈澄对记者表示，此类热潮是中共进行意识形态灌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江泽民和胡锦涛相比，习近平的名字已经进入党章，其思想已经成为现在的“正确路线”，各地和学术部门政治上都要站队表态。

历史学者、《炎黄春秋》前执行主编洪振快认为，近年来，中共最高领导层一直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和政治规矩，“中共各级党组织受到来自上级的压力，各级官员都要政治表态效忠，最高领导人的个人意志成为全党意志，什么主张在官员当中都会掀起学习浪潮，在目前中国已经常态化”。

另一方面，研究“习思想”也是争取各种资源和资金的重要手段。

“对于个人学者及学术团队，此类研究项目和研究基金也容易获得批准。许多研究问题，如果和习思想挂上钩，也更容易得到官方的支持，”陈澄说。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利也认为这是“一门生意”：“对于很多传达的人来讲，有机会来进行演讲，有时候会有收入，写书的人会有稿费。”

个人崇拜再现？

在官方的宣传下，几乎所有官员在讲话时都会有意无意引用或提到习近平思想，学生也会学习这些内容。

杨大利说，当所有的媒体、大量的书籍都涉及到习近平思想时，其他思想、观点的空间就会被压缩，“即使你想着不去特别注意，也比较难以躲开”。

可是，大规模的宣传能让习近平的新思想真正“入脑入心”吗？

在陈澄看来，对于一般民众来说，宣传潜移默化的效果很强，首先表现在民族主义思潮高涨，因为习的思想包含了很多民族主义的内容。

洪振快也认为，“习思想”的特点是革命话语、改革话语和民族主义话语交融，会更刺激整个社会的民族主义思想。

在官方的宣传下，几乎所有官员在讲话时都会有意无意引用或提到习近平思想，学生也会学习这些内容。

不过，他也表示，这套新话语的影响力会受到现实事件的冲击，比如十九大后发生的北京幼儿园虐童事件、清理“低端人口”事件等，“思想灌输会被现实境遇抵消”。

陈澄认为，大规模宣传肯定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个人崇拜，但是毛式个人崇拜不太可能再现。

“现在人们的教育水准更高，社会思想更多元，信息来源也更多样。‘造神’已经行不通了，” 陈澄说，“在长远来说，民众对政权的支持，最终还是会取决于政权的表现，而非一时的宣传。而且，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目前它可以使政府得到更多支持，但民众的期望只会更高，对政府造成更大的压力。”

洪振快也认为，毛时代全社会对毛的个人崇拜有社会基础，计划经济体制控制了几乎每个社会成员的生存资源，但是这个社会基础已经改变，“加上改革开放以来三四十年的社会开放，以及近二三十年的信息技术革命，在当代搞个人崇拜无论如何也达不到毛时代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