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芳华》和《1987》看亚洲电影政治表达！

开开心心

电影《芳华》在中国大陆票房突破14亿，在香港收获约55万港元。

在亚洲各国，政治题材电影无论对于政府还是市场而言都一直不是最讨好的事物，但是在社会形势发生微妙波动的时候，它们又时常恰如其分地站上舞台。

三月，电影《芳华》在澳门夺得第12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电影奖时，导演冯小刚在领奖台上的致辞比去年平静得多。

在谢过颁奖礼主办方和原著小说作者严歌苓之后，冯小刚说：“最后，感谢观众。谢谢！”

《芳华》

众所周知，《芳华》讲述的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后期至70年代中越战争前后解放军文工团生活的电影，在去年于中国大陆上映时遭遇过波折——原定于10月国庆档上映，却在上映前不足两周时突然宣布更换档期。

外界曾一度猜测是影片出现审查问题，以及可能需要回避当时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但无论是影片发行方还是政府监管部门，均没有说明更换档期的具体原因。

但之后的元旦档，影片顺利上映并受到欢迎，总票房突破14亿人民币。冯小刚也借此再度斩获赢得亚洲电影大奖最佳电影奖——2016年他就凭讲述中国平民上访的《我不是潘金莲》夺得同一奖项。

这位60岁的导演并非以触碰政治敏感题材著称，但是他近年的作品比以往更多地以中国近现代历史事件为背景——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和1940年代中国的一次大饥荒，都曾成为他拍摄的题材。

继上届《我不是潘金莲》后，冯小刚执导的电影连续第二年获评亚洲电影大奖最佳影片。

《纽约时报》曾评论称，冯小刚已经“学会在体制内工作”和“老练地应对中国严格的审查制度”，相比起明显的政治信息，他“更喜欢把功夫下在讲述人的故事上”，并且说《芳华》对文革的描绘“增添了一点浪漫色彩”。

电影之外，现在的冯小刚也低调谨慎。亚洲电影大奖上，他拒绝了包括记者在内的所有媒体的采访邀请。

“一般来说，华语片导演谈及这些所谓敏感题材的时候都是打‘擦边球’，而冯小刚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影评人朗天接受记者电话访问时这样评价。

他表示，从《我不是潘金莲》到《芳华》，冯小刚导演的作品基本上属于“小骂大帮忙”；而《芳华》的成功之处在于将严歌苓原著中的批评性“稀释”乃至“转移”，从而将作品中对现实的不满化作一种“时代感性”，达到了既满足观众的某些希冀又令作品得以生存的双重目的。

涉及政治题材的亚洲电影

电影《1987》中，检察官、医生、看守所狱警、记者等不同角色均为6月运动的形成起到了作用。

历史、政治题材电影在近年的亚洲电影市场似乎比以往更有观众缘。

今年的亚洲电影大奖最佳电影提名作品当中就有两部涉及这些题材。除《芳华》外，讲述印度民主选举的轻喜剧《倔强的牛顿》（Newton，另译《五星级选战》）同样获得最佳电影提名。

更多的政治题材作品出现在韩国。2017年的两部电影——讲述1980年韩国平民民主运动“光州事件”的《出租车司机》（A Taxi Driver，另译《逆权司机》）和韩国独立运动家传记电影《朴烈》（Anarchist from Colony，另译《逆权车夫》）均成为韩国电影在去年的话题之作。其中《逆权司机》更以近九千万美元的成绩成为韩国年度票房冠军。

2017年底上映的《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1987: When The Day Comes，另译《逆权公民》）讲述韩国六月民主运动，至目前为止也取得逾5500万美元票房成绩。它在今年的亚洲电影大奖当中亦获提名最佳男主角。

在香港，《1987》以及《逆权司机》均取得不俗的票房及口碑。甚至有香港媒体认为，一系列的韩国政治电影热潮“为亚洲近年低迷的政治民主化带来精神养分”。

《1987》在香港及台湾收获不少人气。

《1987》的导演张骏桓向记者表示，起初他对电影在韩国以外的反应有所担心，但对于华语地区观众的热烈反应表示感激，并且认为电影讲述的是“全人类的共同话题”。

“虽然具体情况可能有所不同，但从大的方面来讲，渴望人权、民主主义的心情，以及这是付出多少艰辛才得来的，应该是引起所有人共鸣的地方，”张骏桓说。

朗天则表示，喜欢看“逆权”系列电影的香港观众“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他们在这些讲述以往韩国抗争的电影当中找到情绪的出路”。

对于数部政治题材电影获得提名，亚洲电影大奖评审主席程小东导演未予置评，仅表示题材的多样性是本届大奖的一个特点。

《1987》

演员金允锡凭借《1987》中对“反派”匪碟搜查处朴处长的演绎入围亚洲电影大奖最佳男主角。

《1987》的故事背景正值张骏桓的青少年时期，故事从真实发生的大学生朴钟哲被酷刑拷问致死开始，描述由此引发的全国示威最终迫使当时韩国总统候选人卢泰愚颁布《民主化宣言》的过程。

张骏桓认为，那是韩国民主进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年：光州事件争取韩国的民主化失败，但是为1987年的这场六月运动作了铺垫，也是他认为有必要通过电影重塑这一历史事件的原因。

“《1987》中的人物可能不是做出英雄般壮举的人物，他们只是在各自的岗位上坚守住最基本良心的人，”他说，“这些最基本的事情累积在一起，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事实上，这部电影的完成和上映本身亦见证了韩国政治又一个争议时期。张骏桓表示，电影从2015年末开始筹备，由于朴槿惠政府对民主主义、光州运动等话题特别敏感，使得准备工作不得不秘密进行，他甚至一度怀疑影片能否顺利完成。但在制作阶段，朴槿惠涉嫌腐败的政治丑闻被揭发导致韩国各地市民上街进行烛光游行，间接为电影的关注度起到助推作用。

“如果没有这些，这部电影可能不会以这么大的规模、与这么多优秀的演员一起与大家见面，”张骏桓说。

“好像非常讽刺，三十年后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可是为什么同样的事情一定会反复出现呢，这也让人十分苦涩。”

张骏桓认为，关于人、人权、平等、自由的故事是人类历史永恒的主题。

张骏桓不认为政治电影在这个阶段的出现是一种流行趋势，但是在客观上反映了社会的一些议论进程。

“虽然每个国家的历史不同，但关于人、人权、平等、自由的故事是人类历史永恒的主题，”他说，“电影在这里面也扮演了很重要的社会性作用。”

4月6日，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就朴槿惠滥权、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韩国前总统被判处24年有期徒刑。

受“亲信干政门”影响，2017年末成千上万韩国民众走上街头，要求时任总统朴槿惠下台。朴槿惠后被弹劾。

朗天指出，《1987》等一系列回顾韩国民主抗争历史的电影除了给香港观众带来“情感共鸣”之外，客观上也对香港电影以及社会的现状给予了“理性解释”，只是很少观众能够注意到。

“往往欣赏‘逆权’电影的观众没有留意到一件事情：为什么这些韩国电影可以开拍成功？”朗天说，香港观众对于这一系列电影受到韩国政府和主流社会认可的背后原因，以及片中人物原型的实际命运等等电影故事之外的因素，采取了一种“非常香港式”的反应，就是“不多想”。

他表示，如果能够深究这些因素，对比韩国人与香港人在类似的抗争当中所作的付出，便更能够理解香港社会的现状。

其实是市场

“逆权”系列电影在中国大陆未能上映，但在香港受到欢迎。

与《芳华》不一样，《1987》以及《逆权司机》等一系列韩国政治题材电影并未能在中国大陆上映。而在香港，《芳华》则未能得到与“逆权”系列一样的受欢迎程度，在这个半自治的中国城市仅取得约55万港元的票房成绩。

朗天表示，香港观众对《芳华》和“逆权”系列的不同反应，一方面是香港与中国大陆观众长年存在的对同一部电影的不同审美取向——对香港观众而言，他说，“冯小刚的‘虚伪’是香港人能一眼看出的”，而对于“逆权”系列的精神底蕴，香港观众未必需要有深刻的理解才能找到情绪共鸣。

他还表示，香港观众近年对中国大陆电影的“标签化”和“戒心”也是《芳华》未能在香港取得票房佳绩的原因。

金像奖最佳编剧谈香港电影前景

香港观众对政治电影并非一直都感兴趣。多年来，在这座“东方好莱坞”，政治题材一直被市场认作“票房毒药”。直至2016年，由一批香港本土年轻导演制作、以想象香港未来政治环境为主题的短片集《十年》成为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相关题材也在这个地区引起更多关注。

该电影的得奖在电影圈内也引发了争议，被一些人认为是在表达政治诉求过程当中带有情绪性的选择。得奖当晚，《十年》的其中一名导演承认，就制作水准而言，他们对最佳电影奖“受之有愧”。

与《十年》得奖同时发生的是，自2016年起，中国大陆未再转播香港电影金像奖，这个曾力争成为华语电影最重大奖项的颁奖礼也在今年转向以“支持本土电影”为卖点。

讲述印度民主选举的轻喜剧《倔强的牛顿》亦入围亚洲电影大奖最佳影片。

朗天并不认为金像奖的这种转变是因为颁奖给《十年》而付出的“代价”。他表示，香港电影人可能在近年受到大陆市场冲击的形势下付出了一些创作上的代价，转向更多关注本土电影，可能更多是市场因素而不是政治压力。

“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就算没有政治原因，可能最后也是会这样，”他说，“只不过很巧合，香港社会近几年都有政治味道在而已。”

而电影人则表示，希望像《1987》这样包含人类普遍价值的政治题材电影，至少能够被更多不同国家的观众看到。

“虽然这是韩国的故事，但听说还有很多其他国家的人因为这部电影一起流泪，这让我对未来充满希望，”张骏桓说，“让我感到原来我们是可以一起好好生活的，原来大家都有这样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