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特首热邀阿里巴巴：港股将迎来大批“独角兽”？

开开心心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当面向马云表示，希望阿里巴巴回港上市

本周初，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一次论坛上，当面向阿里巴巴主席、中国首富马云抛出橄榄枝，邀请阿里巴巴回港上市，迅即成为中港财经新闻头条。

当林郑说到香港将于年中落实接纳“同股不同权”，马云立即带头鼓掌，并表明会认真考虑香港市场：“对今天的香港，我从未有过如此大的信心。”

2013年，香港交易所曾高调拒绝不符“同股同权”要求的阿里巴巴，阿里转赴纽约交易所，成为该所史上最大的IPO（首次公开招股），香港被嘲“错失金蛋”。

港交所去年底提出修改规则，容许同股不同权公司上市。中港媒体表现兴奋，热衷揣测究竟哪家“独角兽”科创公司会率先来港；但挟着巨额商机的“同股不同权”，仍在香港遭遇反对声音与质疑。

为什么香港要拒绝“同股不同权”？

“同股同权”公司每一股的投票权相等，但“同股不同权”的公司则有两级（或更多）股权，分为“一股一票”及“一股多票”；管理层只须掌控少量股份，就可掌握营运主导权。

不少科技公司、包括互联网巨头Google母公司Alphabet及Facebook均屬此制，令公司在大量融资的同时，创办人的控制权不致旁落。阿里巴巴主席马云及其合伙人，合共只持有约一成的股份，仍有权提名大多数董事。

但这个机制被认为对投资者保障不足；为保障投资者权益，港交所自80年代末以来，一直不允许“同股不同权”公司上市。

2014年阿里转投纽约，香港交易所总裁李小加向港媒表示，为香港坚持法治社会原则而骄傲，指香港不会为了短期利益，牺牲长远原则，但“今天坚持我们的原则，也不是没有成本的”∶為此，香港要将一些极具市场潜力的“独角兽”—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初创企业—拒诸门外。

三年来，阿里巴巴股价不斷上飙，纽交所其他中国“同股不同权”科技公司亦一路向好。但因为缺乏大型新股，香港的IPO集资额连年下跌，由2015年的全球第一、超过2600亿港元，跌至2017年仅1300亿港元，落后于纽约、上海及伦敦。

如今，港媒形容港交所接纳“同股不同权”是“形势所逼”。

阿里巴巴2014年在纽约上市，规模达250亿美元，创下历史记录

港交所上月宣布修改规则的计划，容许同股不同权的“新经济”公司在主板上市，限制一股最多十票（约持9.1%股份就可掌握逾半投票权），公司市值最少须达100亿港元，但“新经济”公司的定义须再咨询，预计2018年中推行。

中港媒体已在热传不同“独角兽”计划来港的消息，坐拥“支付宝”业务的蚂蚁金融、滴滴出行、有“中国苹果”之称的小米均在其列。香港股市将会迎来新一波热潮。

为什么中国公司觉得香港比纽约更吸引？

对中國公司而言，除了市场开放、规则清晰、政策风险较小等一般国际金融中心均具备的特质，香港最大的优势还是其属于“中国领土”的位置。

以拥有“支付宝”业务的“蚂蚁金服”为例。 2011年，因为官方对支付业务的外资限制，阿里旗下的支付业务“支付宝”，于2011年自母公司分离出来，转到内资公司，以获得中国央行发牌。

支付宝母公司“蚂蚁金服”是纯内资结构，与在美国上市的阿里巴巴集团没有关系。马云多次表示，希望蚂蚁金服能够在A股（人民币普通股）上市。

拥有“支付宝”业务的蚂蚁金服，估值逾4000亿人民币，最终选择在何地上市是外界关注焦点

香港著名股评人大卫·韦伯（David Webb）向记者指出，香港开放“同股不同权”，其中一个效果是让这些公司可以回到中国领土上市，减低美国监管机构对它们的影响力。

“大企业在美国上市，令中国政府对它们的控制力减少。”韦伯认为：“（同股不同权）也减低了股东权力，确保了中国政府对企业的控制。”

“同股不同权”是不可违逆的大趋势吗？

中国媒体舆论认为，香港此前不接纳“同股不同权”，是制度僵化、拒绝创新的表现。

但在国际市场，“同股不同权”架构一直颇受争议。

◾属“同股不同权”架构的“新闻集团”（News Corp），控制权牢牢掌控在传媒大亨默多克家族手中。集团经历2011年窃听丑闻、一系列问题收购、明显属意子女继承等问题，均令股东不满集团管理不善，但股东无足够投票权，挑战默多克家族的地位

◾今年中，Snapchat母公司Snap发行完全没有投票权的股票，引起投资者不满，上巾后遇重挫

◾“标准普尔”500指数等一些主要指数公司，宣布拒纳此类公司为成分股，指它们对不同类别股东“作不平等对待”

因管理者毋须考虑股东，“同股不同权”被认为对企业管理有坏影响。特许金融分析师协会总裁施博文（Paul Smith）向记者表示，目前国际市场上对“同股不同权”的看法并非一面向好，该协会亦不认同企业采用“同股不同权”架构。

而韦伯则指出，在美国这种股票被称为“次等股票”（Second class shares）：“因为事实上，（沒投票权的股票）是一种次货。”

“同股不同权”在香港的批评者普遍指出，美国能够接纳股权不平等的架构，是因其法律制度对投资者保障更多，股东可用“集体诉讼”方式维权；但香港并无类似机制，投资者无从法律途径，维权自己的权益。

在香港社会，不少意见认为当年不接纳“同股不同权”是一个错误，令不少科创企业转投美国，损失惨重。

而韦伯则指出，中国科技公司选择在美国上市，部份是因为当地对科企的估值较高；估值的考慮，也是中國地產公司傾向棄美國而選香港的理由。“同股不同权”并不是科技公司的必然架构。

“香港市场上最大的公司是腾讯，马化腾（腾讯主席）就不觉得同股同权是个问题，”韦伯说：“阿里巴巴没有特别之处，只是一间很大的公司，没理由特别优待。”

马云2007年曾携阿里巴巴旗下的B2B业务在香港挂牌，但最终退市收场

腾讯主席马化腾与阿里巴巴主席马云，在集团的持股比例，同样不足一成，但因腾讯的大股东、持逾三成的南非MIG集团放弃投票权，将营运交由马化腾团队负责，因此即使在“同股同权”之下，马化腾仍能掌有集团的控制权。但马云及其合伙人若放弃“同股不同权”的制度，则会有失去控制权的风险。

接纳“同股不同权”对香港是好是坏？

韦伯指出，港交所本身是上市公司，必然以自身利益为先，但它又同时负责监管市场，当中存在利益冲突：“交易所当然想有更多公司来上市，不会管质量；即使香港股市彻底变成一个赌场，它也会很高兴。”

施博文同意，短期来说开放“同股不同权”对香港是正确的决定，会令港交所会变得更具吸引力；但他亦指出，这样吸引过来的公司，质素会较同股同权的公司差。

他认为接纳“同股不同权”，是将利益增长置于投资者权益之上。

“香港要建立的地位，应该是要成为亚洲对企业管治要求最高、市场质素最好的城市。”施博文总结：“长远而言，接纳‘同股不同权’对香港损害很大，会减弱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角色。”

“对于股市这种重要基建，应该看得长远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