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航女博士举报教授性骚扰；能推动中国的#MeToo运动吗？

开开心心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罗茜茜，在微博上实名举报该校教授陈小武持续性骚扰多名女学生，引发中国网络热议，文章在一天之内已获300万阅读量。

这次曝光行动，促使北航暂停有关副教授的职务，调查事件。涉事教授则向媒体称自己“没做违法乱纪的事”。

现居美国的罗茜茜向记者表示，自己之所以鼓起勇气作实名举报，深受美国社会的#metoo 运动鼓励：“它给了我很多勇气。”

罗茜茜作出举报后，有女权组织在网上呼吁其他女性响应，向自己的母校发信要求“加快建立校园性骚扰防范机制”。

北航女生们对教授的性侵举报，是单一事件还是一响头炮？席卷欧美国家的“#MeToo”风潮，会在中国爆发吗？

不只曝光　更要问责

哈维·韦恩斯坦性侵多名女星的新闻曝光后，全球掀起#MeToo的活动

去年，好莱坞大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性侵多名女星的新闻曝光后，演员艾莉莎·米兰诺（Alyssa Milano）在推特上呼吁曾受性骚扰或性侵的女性在社交媒体分享自己的经历，获得全球各地大量女性响应。

据Hashtracking的统计，在过去一个月内有近190万使用#MeToo的推文。

但在亚洲，#MeToo响应者寥。中国社交网络上，罗茜茜的举报可谓是首宗引发广泛回响的#MeToo行动。事态仍在发展当中，虽最终结果尚不明朗，但欧美网络常见的连锁效应，至今未有在中国网络和社会上出现。

女性权益组织者认为，#MeToo在中国出现的形式，与西方有明显差别。

平妇女权益机构共同发起人冯媛说：“中国的（#MeToo）行动与检举人，一开始就是举报、要求惩处，更加有问责性。”

罗茜茜向记者披露，她在去年10月中旬向学校举报，今年一月在网上披露事件，期间两个月，她一直在配合学校的调查，直到确认校方已将陈停职，她才在网上公布事件。在调查过程中，罗茜茜联络多位受害者提供证言，并收集了录音等实质证据。

罗茜茜指，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求学期间，被一名教授性骚扰

冯媛说，中国女性想要仿效罗茜茜、公开自己被侵害的经历，门槛亦相对较高， 这同时也体现出制度缺位。　

“无论是国家反性骚扰的法律，还是各个学校、单位都没有反性骚扰的制度。一般女性没有一定的准备，她们的控诉可能就会石沉大海，没人听见。（检举）门槛高，反应慢或拖延时间，对受害者来说太不公平。”

“司法制度不完善难以为妇女讨回公道，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各个机构没有内部的性骚扰防治措施和流程，那些情节够不上走法律程序的性骚扰事件，受害者也无从得到帮助和支持，肇事者轻易免掉被调查和处理。因此，靠社交媒体来引起重视、产生舆论压力，从而进行问责。”

“但正因为这样，我觉得站出来说的人很了不起，她们是开路者。”

中国的#MeToo为何在校园爆发？

示意图：北京一所大学的学生

欧美国家的#MeToo运动在演艺界或体坛最具影响力，中国的反性骚扰运动则在高校率先爆发。在北航事件之前，2017年内网上已先后曝出多宗高校性侵事件，包括北京电影学院及江西南昌大学。

女权人士肖美丽对中国的反性骚扰、反性侵运动在高校校园开始不感意外：“很多网友都是在读生、或受过高等教育的，对大学（环境）都很不满。”

“高校中，老师和学生权力关系的不平等非常严重，很多人都有耳闻（性骚扰）或亲身经历。女生一说出这种事，大家都会相信。”

在中国的大学，女性研究生的比例逐步增加，但女性硕导、博导的比例一直很低

2016年，非政府组织广州性别教育中心调查访问近7000名大学生，受访女性中有75%表示曾受到性骚扰；报称曾受骚扰者，有超过一半选择沉默、不作举报，其中六成人说是因为“报告了也没有用”。

有研究指出，在中国高校、尤其研究院阶段，指导教师对学生的学术前景、论文发表机会、甚至能否毕业，均有几乎独断的权力，加入校园相应处理机制从缺，令学生不敢反抗或声张。

女性主义者李思磐在一篇论文中指，高校女性学生被教师要求参与酬酢、在饭桌上“陪酒”，或在日常交往中忍受男性教师轻薄言辞、举动的情况，并不罕见。

性骚扰问题严重，缘于中国大学校园的性别歧视风气。李思磐向BBC中文指出：“（高校内）有刻板印象，认为女性不适合从事研究，有很多对追求高学历女性的污名化。”

“性骚扰”被当“潜规则”

#MeToo运动能否在中国广泛发展？分析人士均不太乐观。一个主要原因，是目前中国社会的性别意识不足。

讨论“性骚扰”问题，中国流行的用字是“潜规则”，不将性骚扰视为对受害者的冒犯或伤害。李思磐指出，这是将责任归咎受害者，假设了受害者是为了获得利益而作“交易”，忽视了骚扰者利用权力操控他人意志的行为。

“（教师）‘失德’、‘潜规则’这些说法，把它模糊成道德问题、个人问题，没把性骚扰看成一个权利的问题。”

“一个国家的妇女在公共领域拥有多少权利，性骚扰问题是一个指标：社会是否有好的制度，保障较弱势的群体？”

#MeToo的阻碍是审查？

《剩女时代》(Leftover Women: The Resurgence of Gender Inequality in China)作者洪理达（Leta Hong Fincher）认为中国的#MeToo运动，很难达到其他国家的规模。

“在中国，令类似运动疯传的最大障碍是审查……假如引起公愤达一个程度，当局认为（会令社会）不稳，它们会毫不犹豫地彻底审查。 ”

“过去几个月，美国的#MeToo运动每天都把有权势的男人拉下来，当中有不少政坛人物……可以想象，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来说，这是非常可怕的。”

女权运动受打压

#MeToo运动的发展，与女权意识被唤醒分不开。而在中国，虽然女权运动也曾经十分蓬勃，但近年却遭遇打压。

中国当局近年大力打击公民社会，对象包括维权律师、异见人士、非政府组织等等──女权活动人士也受到有针对性地打压。

2015年三月，“女权五姐妹”因策划宣传反公共交通性骚扰活动被刑拘，引起哗然。

洪理达认为女权活动人士成为当局的目标，是因为其组织力强。“不同城市都有女权活动人士，她们互相协调、能够吸引广泛支持。中国官方视她们为政治威胁。”

救自己也是救他人

罗茜茜曾对记者表示，#MeToo运动在中国有越滚越大的可能

成功促使校方调查涉事教授后，罗茜茜认为“曝光不能止于曝光”，发起网上联署要求北航校方设立性骚扰申诉及问责机制。

联名信题为“请别辜负我们的勇气和期待”。

协助罗茜茜的律师万淼焱向记者指出，虽然罗茜茜重提事件时，已经超过三年的兴讼时效，但她仍打破沉默站出来，在中国网络上获得的回响非常正面，“也鼓舞了一些原本保持沉默的性骚扰受害人”。

“与全球的"#MeToo"运动一样，（罗茜茜的自述）是为了让有同样经历的人明白，身边也有同路人，因而勇于面对事件。救自己，也是救他人。”

“当整体社会观念对性骚扰都是说NO，立法和相应防治机制的建立都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