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你会如何回应公众的意见和批评？

仲国民

2017-12-10 01:23:00 环球时报 胡锡进
　　作者：胡锡进
　　已经好几年了，老胡很少用胡锡进这个真名写文章了。我有微博，胡锡进名义出去的基本都是微博帖子，很短。老胡写的长文章基本都是《环球时报》社评和以笔名“单仁平”发表的评论。然而星期五，老胡以胡锡进的名义，写了一篇长文章，它的标题是《北京的天际线之争，为何如此牵动人心》。
　　啥情况？其实，这篇文章也是作为社评来写的，但是到了星期五晚上，《环球时报》编辑部根据得到的一些信息分析认为，北京市对围绕天际线的网上舆论很恼火，对主流媒体参与“炒作”尤其不接受。老胡一直被认为是比较“胆大的”，但是面对这种研判结果的压力，老胡也禁不住很担心。最后老胡决定放弃以社评名义刊出此文，而以胡锡进的个人文章形式放到互联网上。我个人担待些，但可以减轻《环球时报》的压力(老胡的觉悟不低吧)。
　　文章上网后，我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一段时间以来，我和《环球时报》针对北京市一些基层单位简单粗暴驱赶不安全房屋的租户，以及应对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不力等，多次撰文提出批评。它们有些是以《环球时报》社评或“单仁平”名义发表的，也有些是老胡的个人微博帖子。它们的密集程度在主流媒体中相当突出，周围朋友们不断有人提醒我“小心点”。一位著名电视主持人在我的朋友圈中留言道：“你快了”。尽管说实话，我没有因这些文章和网上发言接到过一次来自官方的警告，但这些劝告还是让我很不安。

　　星期六，我带《环球时报》同事去北京市一个政府机构，就另一件事进行沟通，我对对方有可能对我写的“天际线”一文表达不满做好了思想准备。
　　万没想到的是，该机构的领导一开口就说：我看了你写的“天际线”那篇文章，我们都觉得你写得挺好的，指出的问题很客观，分析得也有道理。我愣了，怀疑我听错了。我问对方到底指的是哪一篇文章，对方当场打开手机，调出我写的“天际线”一文，并且当着在场所有人的面读了其中一段呼吁政府以后做各项决定时与公众加强沟通的一段话，并表达他和同事们的赞许。这位机构负责人的态度令我非常惊讶。
　　离开该机构，我又给北京市另一位干部打电话，了解情况。我的强烈印象是，北京市对舆论场批评的态度并非像我之前认为的那样是抵触的，对于拆违建房屋“过急”，中间出现了一些简单粗暴的表现，以及对整理“天际线”这么大的行动没有做好征求公众意见的环节，这些都需要改进等等，北京市内部形成了共识。北京市原来在听舆论的意见，并无意与舆论“顶着来”，这样的信息令我非常感慨。一是我对北京市有这样的态度非常高兴。二是，我对北京市没想与舆论对立，但却给很多人留下了“他们在与舆论对抗”的印象而深感遗憾。
　　星期六晚上，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想了很多。我觉得如今一些地方政府与公众沟通真的是出了问题，最近的事都摊在北京市身上了，其实全国各地有着相同的问题和隐患。很多地方采取重大行动之前与公众沟通不足，这显然不对，应当改进。当他们下决心改进时，这个过程同样又没有得到公众的了解和理解，导致了误解的层层叠加。
　　客观说，当前处在一个很特殊的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转化，相关表现密集，常常触动舆论。国家发展很快，突出难题的场景和情境不停转换，各地政府和民众都面临着学习适应新形势的挑战。
　　一个很大的困境是很多地方政府公信力不强，在互联网上，这个问题有时甚至达到危机的程度。从舆论场的角度看，现在各级政府几乎没有犯任何错误的空间，一旦出了问题，舆论场上的意见会很汹涌，经验稍有欠缺的官员就会被吓住，导致回应失调，越来越被动。
　　我觉得沟通的困境必须下力气打破。为此官方首先要做出调整，切实扩大公众对涉及民生等重大事项的知情权和参与权。要防止人民群众名义上有权而实际上无权。政府与民众沟通不能理解为“放下身段”，而是依法行政的程序正义。在政府工作出现纰漏时，要允许批评的存在，要听得进批评。要让十九大报告中“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这个原则贯穿政府决策和执行的全过程。
　　对于公众来说，一方面严格要求政府，一方面也要对各级政府驾驭新形势、完成新任务、开展新治理的难处有所体谅。
　　现在有不少人把生活中各种不如意都转化成到网上发泄的情绪，出任何事，就会成为这些情绪的集中爆发点，从而使一件具体事承载了严重放大的舆论压力。这种排浪式的激烈舆情究竟意味着什么？性质是什么？官方和民众似乎都还没太明白。为了维护稳定，官方采取了控制负面情绪网上流动的措施，删帖就是主要表现之一。而这种舆论管控又会有负面效果，有时会引来官方“刻意隐瞒真相”的怀疑。
　　任凭互联网成为社会各种不满情绪尽情发泄的“超级广场”，让每一件具体事都成为所有激烈情绪的汇集点，恐怕官方现在没有这个胆子。因为他们担心这样做的后果将是不可控的。但是“删帖”太多，负面效果也在出来，而且帖子可以删掉，但舆论场上的情绪是绝对删不掉的。
　　我想，中国社会面临一个不轻松的治理磨合期。我倒是觉得，北京市现在首当其冲，这说不定是好事。因为中国治理历史上的很多大事和波折都发生在北京市，这个城市见得多，经验也多，对化解难题精神层面的回旋余地更大。我觉得，北京市是比其他地方更有可能就打破上述困境趟一条路出来，为全国形成某种示范的地方。
　　我还认为，这种治理层面的困境不应被看作这个国家难以迈过去的大坎，它是中国前进的阶段性烦恼。解决问题的方式可能也不像我们过去有过的经历那样“圆满”，它们可能一直看上去“没解决”，但它们如果不妨碍社会进步，可能就隐含了解决的涵义。总之，新时代会有很多我们看似熟悉实则陌生的事情，全中国社会(包括各级政府和公众)都应大度些，一起面对问题，也一起领略这个时代的风光。
　　当然，我知道这篇文章远没有把事情说透。老胡一直想在复杂中国中做一个穿针引线的沟通者，我觉得或许在很多事情面前，中国还不能都死扣“应该”怎么样，有些时候要看看“能够”怎么样。我承认，很多人不同意我，有他们自洽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