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中国：六中“核心论”意味着什么？

开开心心

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本周在北京召开

中共的七中全会通常都与下一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之间的间隔时间很短，所以与人事安排、政策调整等相关的重大问题，通常都会在六中全会或者六中全会之前基本完成布局。从这个意义上讲，刚刚召开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应该是明年十九大以前中国执政当局最重要的一次会议。

从六中全会公布的议程看，这次全会主题是“从严治党”，与以往历次的六中全会相仿，似乎都是聚焦“精神文明建设”、“党群关系”、“改进党的作风”、“文化建设”等内容，都与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战线的建设密切相关。

与以往历届的六中全会相比，十八届六中全会最大的不同点不在于会议通过的两个文件本身，而在于文件之外的重大政治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这样的政治术语在中国执政党的词汇中强势回归。

核心强势回归

在隐身十四年之后，“以某某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提法再次高调使用，尤其是随后官方及其媒体对此进行了高规格的解读，这些都凸显了这次会议的主要意义不在别的，而在于确立习近平的领导核心地位。其他所有的事项，都只不过是围绕这一重大政治变化的辅助工具。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提法回归中国政治生活，意味着中国“核心体制”的确立。而这个 “核心体制”将在六个方面给执政党和中国未来的格局带来重大影响。

首先，它意味着在最高层的人事布局上，习近平被授予了最后的决定权。“核心”最重大的意义在于其对于执政党、国家机关和军队最高人事安排的主导权。毛、邓生前在最高人事安排上享有无人挑战的最高权力，在邓小平逝世之后，他指定的核心江泽民有着高于其他常委的权力。

随后的胡锦涛则没有这种权力，这一方面是由于“前核心”江泽民的不断干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胡本人软弱的个性。但是说到底，这与胡本人没有“核心”的地位不无关系。习近平登上“核心”大位之后，不仅会名正言顺地削弱其他政治局常委人事安排的权力，也会进一步防止江泽民、胡锦涛和其他政治老人对人事安排的干预。

习李体制消亡

其次，“核心”体制的确立也意味着在十七大初具形态的、在十八大正式确立的中央政府“习李体制”的消亡。在十七大之前，胡锦涛为自己选择的接班人是李克强，这一安排被江泽民一派所推翻。在本派没有合适人选的情况下，为了不让李克强上位和团派坐大，江派推选了习近平为胡锦涛之后的总书记人选。

与此同时，作为一种妥协，李克强与习近平一同进了十七大的常委班子，从而形成了一个“双头”接班局面。十八大以来的政治发展证明，习近平已经成为一个强势领导人，许多传统上由总理担当的角色，实际上也是由习近平自己负责，即使在经济问题的决策上，李克强也已经失去了关键的话事权。

第三，“核心体制”的确立，也意味着中国执政党最高层的领导体制的重大变化。以往的在中国政坛存在十年之久的“九龙治水”的局面已经终结，而被强势领导人主导的“核心体制”取而代之。虽然十八大六中全会发表的公告也在所谓“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和“集体领导”等方面有所着墨，但是明眼人一看便知，会议真正强调的是树立“核心”的权威，这一权威与所谓的集体领导体制互不相容。

在上届政治局中，曾经屡屡发生政治局高级成员与时任最高领导人不协调的声音，其中包括温家宝呼吁民主和薄熙来唱红打黑等，军队和政法系统基本上也是各自为政。习近平正在竭尽全力杜绝此类现象的发生。

打破两任惯例？

第四，习近平成为党的核心，这使得在明年党的代表大会上指定继任人的可能性大幅度减少。从现有政治局成员的年龄结构和政治履历看，许多人曾经将胡春华和孙政才看作是胡锦涛安排的隔代接班人，将会在习、李之后接任总书记和总理的职务。习近平上台后明显表达了对团派的不满，并且从各个方面压缩团派关键成员晋升的机会。很显然，在成为的党的“核心”之后，接受前任的安排，让团派重要成员成为接班人将不大可能是他的选项。十九大将成为一次没有明确安排接班人的党代会，这将为习近平扩大后五年的执政空间；也将为他打破惯例，在两届任期之后继续寻求留任增加了可能性。

第五，“核心”体制的确立，意味着习近平将不会满足于成为执政党和中国的政治领导人，而且还将像过去的历代核心们那样，将自己塑造成中国这样一个世界大国的精神领袖。从现在的宣传口径看，习的核心团队将习近平被推举为党的核心解释为大国崛起的需要，是历史转折的需要。

与此同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正在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严格的时期。与世界历史上所有的集权主义政党的领袖一样，习近平正在将自己塑造成为全体中国人的精神教主。他将加强向全国人民灌输“一个核心”和“一个主义”。这种思想控制将成为中国执政党治理国家的一个常态，对中国思想解放运动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

改革倒退 回归集权

第六，“核心体制”的建立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进行的党和国家体制的改革将全面终止，并大踏步倒退。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一种旧时的皇权和列宁主义的由上至下的党政合一的体制的综合体。这个制度严重束缚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中国的执政党曾经一度试图进行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将中国党和国家改造成一个现代党和现代国家。但是，这样的改革显然与党内的利益集团产生巨大矛盾，与执政党试图永远执政的目标相冲突。重新建立“核心体制”标志这这个党全面抛弃改革，朝着一个更加集权型政党回归，重新回到“领袖－政党－国家”和“思想控制－社会控制”的旧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