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死后取精：法律困境和道德难题！

开开心心

精子让卵子受孕。

一名男性正在等待医生的到来，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已经是深夜时分。就在一个小时前，一位医生接到电话。“你能帮帮我们吗？”电话另一头的一名女性颤抖着问道。

现在，医生开始警觉地准备手术。他快速行动起来，用肥皂擦双手和双臂，然后戴上手套。他的助手把消毒过的器械一一放到不锈钢的桌子上。空气凉爽，却又带着浓重的消毒水的气味。

医生坐在病人前面，准备开始手术。他顿了一下，在脑海中确定了手术的画面，然后划开皮肤，直至器官的外层，它闪着亮光，呈乳白色，青筋暴出。医生切下一块海绵状物，丢到一个小瓶子里。他的助手迅速把瓶子拿走。

医生仔细地为患者缝合伤口。手术室里十分安静。既没有哔哔作响的监控仪，也没有点滴瓶。没有人检查患者的生命体征，也没有任何止痛措施。

因为患者已经死亡。

他其实已经死了一段时间了——根据他的病历，已经超过30多个小时——但是他身体的一部分还活着。而医生从他体内提取的液体能够创造生命。这种奇妙的物质既不是人，也不是财产；它的数量巨大，却又很有价值，以至于我们仍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它。它就是死者的精子。

人类首次在死后提取精子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

第二次机会

安娜（Ana）和迈克尔·克拉克（Michael Clark）刚结婚一年，迈克尔就接到命令，这是它第五次被派驻海外。25岁的迈克尔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士。他18岁开始服役，第七年就已经获得数枚略章和勋章，其中包括一枚紫心勋章。这对夫妇决定在迈克尔派驻前进行一次旅行：在加利福尼亚的高速公路上开摩托车。

这成了他们的最后一次旅行。午饭后，当他们回到高速公路上时，迈克尔没控制住摩托车，他们一起摔下悬崖。安娜活了下来，迈克尔在事故中丧生。

安娜从脊柱和肩部的骨折中复原后，她伤心的事不只是丈夫的过世，还有他们未来的孩子。“我们曾说过这件事，可能是在一两周前。他就要被派驻海外了，当时他说，‘是啊，你知道这太遗憾了，我们没法现在去精子库冷冻精子……我现在的工作实在太忙了。’”

安娜的一个朋友在知道了安娜的痛苦之后，建议她考虑提取迈克尔的精子。“我在网上查了一下，然后打电话给精子库。”安娜说。打了几个电话以后，她才找到一个医生愿意从死者身上提取精子。“接着，我还需要找一辆灵车……”

灵车载着迈克尔的身体从里弗赛德（Riverside）的医院来到100英里以外圣地亚哥（San Diego），在完成取精手术后再送回医院。

有活性的精子可以存活数天。

电话中的安娜显得独立、冷静。媒体文章有时会暗示这种在配偶死后仍然希望怀上对方孩子的女性其实有点不正常，因为她们仍然依恋着亡夫，所以有些脱离现实。安娜·克拉克则给人脚踏实地的感觉。

“这给了我一种希望，让我觉得他并没有完全离开，我可以让他的一部分继续活下去。只是为我活下去。这是属于我的迈克尔的一小部分。”不仅如此，安娜希望迈克尔能够留有子嗣。“他是个非常好的人。他是个优秀的军人。一想到有人能够延续他英雄的人生道路，我就觉得充满了动力……”

产出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洛杉矶泌尿科医生卡皮·罗思曼（Cappy Rothman）实施了首例从死者身上提取精子的手术。

在此之前，罗斯曼也曾为不育者提取精子，这让他对男性生殖器的解剖学有了深入的了解，并且有了提取精子和保存精子的经验。很多人也因此得知罗斯曼愿意帮助人们解决生育问题。

“在开始这种手术六周后，我未来半年的日程就预约满了，”他回忆道。当时，一位显赫的政治家的儿子在车祸中脑死亡。“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神经外科住院医师打电话给我，他说，‘我有个不情之请’。这位政治家希望留住他儿子的精子。你能办到吗？”

近期一些法庭裁定给予精液比血液、骨髓或器官更高的法律地位。

罗思曼提出了三种方案。第一，注射药物让死者身体抽搐，助其射精；第二，移除患者的生殖器官并从中提取精液；第三，手动刺激射精。“我记得电话那头顿了一下……神经外科医生说，‘大夫，作为一位神经外科的住院医师，我常常遇到各种请求，但是假如你觉得我会帮助一个死人射精的话，你一定是疯了。’”

他们选择了第二种方案。“我感觉自己像米开朗基罗一样。”罗思曼说，“独自一人，在手术室里做男性解剖。这是一种教育。”

直到1999年，死后提取的精子才第一次孕育生命。加比·维尔诺夫（Gaby Vernoff）生下了一个婴儿，名叫布兰达林（Brandalynn）。精子是由罗思曼提取自死亡30小时后的加比的丈夫。加比称，为了受孕已经用完最后一管精子。

如今，罗思曼成为美国最大的精子库加利福尼亚精子库的联合创始人和医务负责人。他估计自己实施了200例死后取精术。他们的记录中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进行了3例，九十年代进行了15例。但是从2000到2014年，进行了130例：一年平均接近9例。

罗思曼的精子库并不是唯一提供该服务的地方。虽然最近的统计数据很少，但是一项从1997至2002年对美国各生殖中心的调查发现，尽管死后取精需求的基数不大，但是数量正在上升。

样本保存在精子库。

“虽死犹生”

我们的身体似乎不会一下子全部死亡，至少一些部分不会。早期的科学文献建议医生在患者死后24到36小时内提取并冷冻精子，但是，案例研究表明只要条件合适，有活力的精子存活时间远超这个期限。罗思曼提及一位患者，他因皮划艇事故死于冰冷的水中，他的精子在他死亡整整两天后仍然保持良好的状态。2015年4月，澳大利亚的医生宣布一位已死亡48小时的父亲，他的精子最终带来了一个“幸福、健康的婴儿”。

这样的精子不需要完美或充满活力。只要还在存活，活力不强的精子同样可以让女性受孕，只需要一枚精子与卵子结合。

前提是必须有人提取它。有许多方式可以提取精子，包括用针管提取。顾名思义，这种方法其实就是用针管刺入睾丸中，并抽取一些精子。

第二种方法就是通过手术提取睾丸或附睾组织。因为附睾是精子成熟的地方，因此该组织是常见的提取目标。医生会通过手术移除附睾，挤压它，或从组织中分离出精液。

还有一种方法叫直肠电刺激取精法，也被成为电击射精。医生将一个手术探测器插入到男性的肛门中，直到探测器接近前列腺附近。电流会导致肌肉收缩，并刺激精子通过正常通道射出。由于不需要完整的条件反射，这种方法也适用于脊柱受伤的人。

低温冷藏库可以保存精子以备将来需要。

我们只知道该如何从死者体内提取精液。但是，不能确定哪些人可以实施这种手术，除非有人提出请求。圣地亚哥男性生殖与性医学专科诊所（Male Fertility & Sexual Medicine Specialists）创始人马丁·巴斯图巴（Martin Bastuba）就是为迈克尔·克拉克实施取精手术的医生。巴斯图巴表示：“没有任何专门的规定。”

美国法律的立场混乱不清，有时还存在自相矛盾的规定。联邦法律有管理组织和器官捐献的条款，但是并不一定适用于精子，因为精子被归为可再生组织。与此同时，各州自行监管人工再生的行为。

如果一位男性没有事先声明，比如登记成为一名器官捐献者，那么他最近的亲属可以决定何时停止使用生命维持设备，是否捐献器官，如何处置他的器官以及如何安排他的葬礼。但是，他的精子通常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据说，精子有其特殊性。近期，一些法庭裁定给予精子比血液、骨髓或器官更高的法律地位。那些组织和器官也许可以用来挽救生命，但是精子或卵子却与众不同，它们可以再造生命。美国生殖医学会持相似看法，并据此在2013年提出：“在没有书面授权的情况下，有理由认为医生没有义务听从死者遗孀的关于提取精子或使用被提取的精子的请求。”

不过，存在不同的观点和法律裁定。2006年，一位法官在解释器官捐献政策时确定包括精子在内的一些器官可以由死者的父母捐献，前提是死者此前不曾拒绝捐赠器官。

我们仍不能断定精子属于哪类，或不属于哪类。所以关于死后取精和保存的政策，各家医院都不一样。很多医院根本没有该类政策。

美国生殖医学会（American Society for Reproductive Medicine）的原则是，死后取精的请求必须且只能得到死者遗孀或生活伴侣授权，且使用的前提必须是之前经过一段悲伤期。同时，美国生殖医学会指出，各医疗机构“没有义务实施这类手术，但不论如何应制定书面政策。”

如果医生或医院对实施这种手术感觉不舒服，他们可以将遗体交给其他人实施。巴斯图巴曾经在重症室、太平间、医学检验室，甚至在办丧事的房子里实施该手术。

我们仍不能断定精子属于哪类，或不属于哪类。所以关于死后取精和保存的政策，各家医院都不一样。

全球政策泥沼

其他国家的情况怎样？有些国家有相关法律，有的没有；有些国家是允可的，有的则是禁止的。该问题是全球的一大困境。

法国、德国、瑞典和加拿大等国家明确禁止死后取精。在英国，死后取精也是禁止的，除非当事人事先书面授权。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黛安·布拉德（Diane Blood）让这一话题成为公众的焦点。布拉德与丈夫史蒂芬已经建立家庭并准备生子，但史蒂芬因脑膜炎突然离世。最初，法庭否决了布拉德关于使用史蒂芬精子怀孕的请求，并声称这种精子采集行为是非法的。但是，布拉德在上诉后得到了将丈夫的精子送到英国之外的权利，因此她在一个法律更宽松的国家接受了人工授精手术。最终，布拉德利用丈夫的精子生下了两个男孩。

观点的变化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对该问题的态度似乎发生了变化。在完成了一切后——疾病或重伤导致患者死亡，决定是否取精，决定后的相关流程和手术——让人惊讶的是，大多数人都未曾使用死者的精子。

罗思曼和巴斯图巴将这种后现代的提取精子的手术视为对悲伤者的同情之举。罗思曼说，在他们进行的约200例手术中，提取出来的精子只用过两次。

巴斯图巴提取迈克尔的精子至今已有近两年时间。安娜是否还想为迈克尔生个孩子呢？安娜表示，“当然想。我和他不能没有孩子。”

一个奇怪的想法是，假如安娜从匿名捐精者那里购买精子，从伦理角度质疑她的人会少一些。 “我不想与其他任何人生孩子。我只想生一个自己丈夫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