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与马来西亚1MDB案：会敲响新闻自由的警钟吗？

开开心心

《华尔街日报》记者疑遭监控，香港间接被卷进1MDB腐败案的漩涡当中。

美国《华尔街日报》就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Najib Razak；大马统一翻译：纳吉）涉嫌掏空国营一马公司（1MDB）丑闻发表的最新报道中，一项细节把香港牵扯了进去。

《华尔街日报》1月7日报道，据该报取得文件与会议记录显示，中国官员在接待访华大马官员时主动提出，北京愿意注资一马公司解困，并运用其影响力，迫使美国等西方国家终止调查纳吉布及其盟友。

报道还引述其中一份会议记录称，中方提议替布城当局窃听参与一马公司调查报道的《华尔街日报》驻港记者及办事处，以找出泄密源头。

纳吉布本人与中国外交部分别反驳《华尔街日报》报道，香港舆论场似乎处于观望状态，但这“协助窃听”指控还是稍稍敲响了香港新闻自由的警钟。

《华尔街日报》的指控是什么？

这篇报道的指控主要围绕中国在马来西亚投资的“一带一路”项目——东海岸铁路与沙巴天然气运输管道——涉及投资金额合共185亿美元。《华尔街日报》取得一些会议记录，详列中方官员在2016年6月28、29日与大马官员的交涉内容。

《华尔街日报》跟进报道了美国对纳吉布涉嫌透过一马基金贪污腐败的调查。

其中，根据一份马方的会议简报，在6月29日的会议上，“中国国内安全部门负责人孙力军”向马方官员证实，“中国政府曾应马来西亚政府要求，监控在香港的《日报》（人员）”，当中包括“全面居家／办公室／器材监听、电脑／电话／网络数据提取，以及全面运营监控”。

报道引述马方的简报记载：“孙先生表示他们将连起《华尔街日报（香港）》与大马相关人员的一切联系，只要一切就绪，将透过‘后台渠道’向马来西亚提供海量信息。此后须采取哪些措施全在于马方。”

孙力军于2018年3月升任中国公安部副部长。中共《人民日报》旗下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当时介绍，孙力军“现任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兼一局二十六局局长、港澳台办公室主任，副总警监警衔”。

公安部一局即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局；公安部二十六局即公安部反邪教局。中国公安部网站履历并未提及孙力军在国保局与反邪教局的职务，但仍标示他为公安部港澳台办公室主任。

《华尔街日报》表明，有关文件是希望联盟（Pakatan Harapan）新政府上台后搜查纳吉布办公室所得，该报记者在审阅文件之余，还采访过知情的大马政府官员。该报也承认无法证实北京最终有否向布城提供情报。

《华尔街日报》香港记者站与其母公司道琼斯公司共用办公室。报道本身引述该报一名发言人称，报社雇有保安与网络安全专家，确保记者安全，并确保与新闻消息来源通信安全；道琼斯公司亚太区发言人在答复记者的电邮查询时称，目前不会作进一步评论。

马来西亚财政部长林冠英星期二（1月8日）表明将彻查有关指控，但据大马华文媒体所述，林冠英称“他们所报道的东西我们没有详情”，“我们有兴趣索取《华尔街日报》的会议记录副本”。

纳吉布在Facebook上逐点回应该报指控，其中对于窃听一事，纳吉布说：“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这根本就没发生过。”

北京与香港如何回应？

香港前不久因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一地两检”安排、富商肖建华失踪疑案与铜锣湾书店事件，数度陷入中国大陆人员赴港执法是否违反“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原则的争议，中国情报人员在香港监控外国记者的指控也引起了相同讨论。

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星期二被记者问及对《华尔街日报》报道的回应时说：“每天都有不同的报道，所以我不评论报道的细节。但肯定有一点能告诉大家，在香港只有特区政府的执法部门才有执法权，所有行使任何法律措施，都只可由香港的执法部门来做。”

“香港的执法部门在执行他们的工作时，都是针对防止或调查罪案，以及涉及公共安全的因素，才会行使他们法律上所赋予的权力。”

香港西九龙高铁车站“一地两检”安排引发一些香港民众担忧内地执法人员“跨境执法”。

然而，按照香港《基本法》，中国视为外交与国防问题者，则不属“两制”自治范围，香港特区政府只能听从北京指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星期三（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称，“按原则，中国从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无端指责是毫无根据的”。陆慷又强调，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已就此发表声明。

马来西亚媒体星期二深夜接获中国使馆声明，当中称：“中国对外合作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旨在促进共同发展繁荣。我们不接受对中国的无端指责。”

“今年是中马建交45周年，两国关系面临新的发展契机。中方愿同马方继续携手合作，共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

窃听指控实际引起了多大反响？

虽然说《华尔街日报》的指控同时牵扯到新闻自由与香港“一国两制”实施等议题，但报道发表两天下来，香港内部似乎倾向于观望有否进一步信息提供。

记者向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健兴查询时，杨健兴只表示：“香港记协暂时未有足够讯息判断，加上马来西亚政府已表示将彻查，记协不便评论。”

在香港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代表泛民主派的民主党籍议员涂谨申星期三说，要厘清这到底是否国家行为，否则北京该彻查是否有人为了领功或是为了经济利益，私下运用国安资源行事；要这是国家行为，则北京应当自我检讨，考虑“一带一路”等国家利益是否该高于“一国两制”。

香港智明研究所总监许桢博士对记者说：“要是相关指控成立，这不但在政治、外交上有争议，甚至于未必符合中国、香港与马来西亚的法律。但一个如此严重的指控，有没有些确凿的证据呢？那篇报道没有太具体、无可辩驳、很具说服力的证据。”

“眼下无论是作为当事人的《华尔街日报》、作为被指控方的中国政府与马来西亚前政府，以至于第三方媒体和调查人员，都有角色让这事情更加可信或更加不可信。单凭一篇报道不至于动摇得了两国政府的威信或者是国际声望。”

马来西亚CITY Plus FM华语电台主编蓝志锋表示不能确定《华尔街日报》报道的真实性，但依照前政府对媒体的管控，这起窃听记者指控并未让他感到惊讶。

蓝志锋对记者评论说：“我想，可能马方有提出这样的要求，想知道新闻来源。但不知道‘要求监控’是中国提出还是马来西亚提出。不过自从2012年爆出一马发展公司弊案，当时政府就开始对媒体报道感到紧张，所以其实可以了解当时政府的态度。”

蓝志锋提到，当地媒体《The Edge周刊》和《The Edge财经日报》此前因频频报导一马公司弊案，2016年被政府冻结出版3个月，但后来报社在诉讼中获胜，法院裁定政府要向报社赔偿损失。

纳吉布（中）正就其贪污腐败指控受审，他否认指控。

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通识教育中心主任潘永强博士认为：“当时我们的纳吉政府要解决它的财务问题，中国基于他们的利益考虑，两方面就配合起来。中间会不会很仔细、认真的思考到‘一国两制’的问题，我相信马来西亚这边不一定有这个敏感性。”

“不管是有没有进行，如果有这个意图，那么也是一个相当严肃的事情。”

《华尔街日报》报道的这个细节还是引起了人权组织和媒体圈的一定关注。

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资深中国研究员王松莲说，香港保安局局长的评论是个好的开始，但她也质问是否应该正式调查报道中的指控。

曾报道中国对澳大利亚与南太平洋国家影响力的澳大利亚第九频道电视台政治新闻编辑乌尔曼（Chris Uhlmann）形容，协助窃听是参与“一带一路”计划的“无名好处”。

英国《金融时报》副新闻主编塔赛尔（Tony Tassell）也质问“窃听”之事是否常见。

另一方面，潘永强博士对记者指出，尽管马哈蒂尔总理已经宣布搁置东海岸铁路等“一带一路”项目，但北京仍希望重新启动建设，因此过去半年北京都低调处理马中关系。《华尔街日报》这次报道不至于会给马中关系带来冲击。

香港新闻界都面对着哪些隐忧？

自1997年政权移交后，境内外新闻自由或人权组织持续对香港本地媒体承受政治与经济压力，形成自动向北京靠拢的自我审查问题。香港记者协会2018年《香港言论自由年报》指出，北京持续向香港施压，要求尽早落实《基本法》第23条规定的维护国家安全立法，而导致同样立法在2003年以失败告终的社会反对因素已经变得薄弱。

2018年8月，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有意禁止主张香港独立的香港民族党运作，至9月正式颁令。在此期间，香港外国记者会（FCC）如期邀请该党负责人陈浩天演讲，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谴责FCC“为‘港独’分子搭台‘造势’”，亲建制阵营更呼吁取缔FCC。

其后，FCC第一副主席，英国《金融时报》亚洲新闻编辑马凯（Victor Mallet）被拒延长工作签证，至11月马凯尝试再次入境时被拒。英国外交部批评此举“破坏《中英联合声明》与《基本法》保障的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中国外交部则称坚决支持港府决定，“别国无权干涉”。

同年10月，一起罕见的集体删稿事件引起香港社会注意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黄坤明曾接见香港媒体高层访问团详谈，分析人士认为中共有可能想要加大力度影响香港媒体，质疑中共希望香港媒体跟上“党媒姓党”的步伐。

香港媒体面对自我审查等威胁已有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