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metoo蔓延；揭权力规则下隐蔽性侵！

开开心心

7月，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站出来，自述自己被性侵的经历。这一次，加害者的面孔不止于高校老师和教授，一些公益机构的“慈善名人”，资深记者，乃至名噪一时的“公共知识分子”被钉上了加害者的名单。

从“公益人”雷闯开始，到前记者章文，再到央视主持人朱军，已有超过二十名知名人物在中国大陆的社交媒体上被指性侵或性骚扰，但他们其中一些人却用“荡妇羞辱”的方式回应，激起公众更大的怒火，以及更多女性的检举。

舆论焦点也从校园里的权力失衡，转向整个中国社会权力规则下更隐蔽、更常态的性侵害。

公益、公知领域的密集“雷暴”

直到7月初，中文网络上浮现出的性侵案件还主要在高校范围内——7月8日，5名女性发文举报中山大学教授张鹏，多年来持续性骚扰多名女学生及女教师；其后，知名法学家、北师大刑法学院院长赵秉志被举报性侵和强奸。

7月22日，第一个校园外并引起广泛关注的案件爆发。一名匿名受害者发文称自己在2015年参与亿友公益徒步时，被雷闯性侵。雷闯是乙肝公益组织“亿友公益”创始人。文中称，雷闯以“做公益的人都很穷的，大家都是这样混着开房一起睡”为理由，在女生不知情的情况下定了一间大床房，并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强行与她发生关系。而且被他性侵过的还有其他志愿者或实习生。

雷闯被揭发的第二天，江苏南通的环保行动者刘斌在朋友圈发文，指控曾举办知名环保组织“自然大学”的冯永锋对其机构的女实习生和女性员工实施袭胸、暴打和强奸等性侵行为。

冯永锋承认了性骚扰行为。雷闯则一开始称，自己触犯了刑法，在考虑自首，但此后又称，自己与受害女生当时是在“谈恋爱”。

“2018年5月18日，我被章文强奸了。”——7月25日，一篇《章文，请停止你的侵害》快速扩散，作者点名控诉前《中国新闻周刊》编委、前《新世纪周刊》副主编章文在该女生醉酒后被章文带到自己茶室强奸。

7月26日，更具知名度的央视主持人朱军也登上了这张不光彩的名单。一位女生大三时在央视实习，她自述，在化妆间被朱军隔着衣服试图猥亵，她在事后立即报警，却被公安局的人规劝不要打破朱军的正面影响力。重压之下只能放弃立案。与之前加害者的待遇不同，朱军的新闻在微博热搜上迅速蹿红后，在半个小时内又被删得干干净净，相关微博也无法转发。

除了上述事件外，推广民主化沟通“罗伯特议事规则”的袁天鹏，同志与艾滋病人权利活动家张锦雄，《新周刊》创始人孙冕，作家张弛，前记者、公知熊培云，媒体人、知名公益人邓飞，都在过去一周被不同女性控诉实施过性侵或性骚扰。

无底线的“荡妇羞辱”是性侵害必不可少的土壤

荡妇羞辱——施暴者的通行证

众多事件中，章文的反应被中国大陆媒体称为一篇“大写的荡妇羞辱‘范文’”。

章文的举报者站出来后，作家、媒体人蒋方舟发朋友圈，称自己也被此人性骚扰过，在饭局上一直摸其大腿，被制止后继续下手，还“试图尾随”；记者易小荷也发声指证，在和章文同事期间，曾经被章文借机摸大腿。

章文在回应中对其强奸的指控矢口否认，反而不断强调举报者情史丰富；同时说，“蒋方舟，一直单身，交了众多男朋友；易小荷，离过婚，经常出现在酒局上。”

令人意外的是，前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高级编辑鄢烈山发文称，“蒋方舟的名气比章文大很多.....她（蒋方舟）当时只要认真拒绝，章文怎么可能不断摸她大腿，并后续纠缠她……蒋方舟当时不拒绝不制止，现在在网络上毁人清誉，这个女人真的很邪恶！你们却认同她，以为她很勇敢甚至纯洁！”蒋方舟很快反驳：骚扰的人清白，实名举报的人邪恶？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雷闯事件中，媒体人、“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在微信群的讨论中称，“我们支持他勇敢面对，重新开启，毕竟他是我们公益一份子。”同时，另一些公益相关的微信中也有人称，“即使做了又怎样？当时爽了？现在又想敲诈？这个仙人跳有些大”；“既然是强奸，为啥几年之后才提出来？……我相信他们当时是你情我愿”。

中国女权学者李思磐也观察到这一点，她撰文指出，一些公益从业者对“雷闯门”受害者进行了无底线的荡妇羞辱和无情的攻击，与他们反歧视社群、儿童反性侵项目负责人的身份反差强烈。

微博网友在相关截图下评论，“这些平时自诩道德高洁的公益人尚且slut-shaming受害女生，可见更多人面对性侵采取的态度，这是性侵害必不可少的土壤，施暴者猖狂的通行证，受害者沉默的压力源。”

不少实名举报性侵的案例印证了这一点——今年5月杭州一位女生在被强奸未遂后报警，但她同时承受来自施暴者嘲弄——“这女的想钱想疯了吧”，来自大众的奚落——“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找你也是有原因的”，甚至来自母亲的反对——“为什么要把事情搞那么大？对你有什么好处？你到底想干嘛？”这些荡妇羞辱式的攻击，以及男友分手，使她一度产生轻生的念头，也正是这些阻力使更多有同一加害者的女生们保持沉默。

对于这些荡妇羞辱和兄弟间的维护行为，中国独立学者吴强认为，“其兄弟习气其实在NGO、公益和媒体界、自由派群体中蔚为普遍，着实造成性别歧视的酒桌文化和圈子文化，相互以性剥削和性占有为战利品之荣耀。如果me too不以此为超越个人的文化反思，则难以深入。”

台湾作家林奕含将被老师性侵的经历写入书中，出版后她选择自杀。

权力扭曲下的“冰山一角”

多位学者认为，双方的权力差是需要研究和反省的。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在《金融时报》撰文分析称，要搞清楚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权力通常指公权力，是向外实施的；权利通常指个人权利，是抵御外部力量的，而权力的合法性在于为合法的权利提供保障和保护。但在现实世界中权力时常非但不能保护权利，反而是侵犯和剥夺权利的霸主。中国社会中“权力通吃”的规则导致性侵害泛滥。

在近期曝光的案件中，权力差和强权者通吃的扭曲规则很容易观察到——教授与学生，公益领袖与志愿者，央视主播与实习生。侵害实施后，加害者也会试图实施权力压迫——比如，在举报者的自述中，章文对受害者说，“你永远摆脱不了做我女人的命运”；“我上过 100 多个女生”；“做过十几年的记者，认识无数圈里的人”。

后者在前者的权力压迫下，忍受侵犯，无从申诉，几年来积累的伤痕，而在“me too”运动的启发和激励下，才有勇气和条件，诉诸公众舆论。

中国体制内权力差造成的压迫更大，被害者甚至连申诉的意愿都没有

“利用权力关系实施的性侵更具有特殊性和非典型性，但近年来却在不断地被曝光，非典型已经变成了典型。”律师吕孝权观察到。

但也有不同看法认为，利用权力关系进行性侵犯在中国长期广泛存在，暴露出的教授、公知、媒体人、公益人反而是中国权力结构中最底层的权力层，他们只是向相对更弱势者实施侵犯。

一位曾在中部某省属国有企业任职者向记者表示，已暴露的侵犯更多是偶发性的，而在体制内，类似侵犯则已到经常性的地步，但是权力结构严密，权力差造成的压迫更大，被害者甚至连申诉的意愿都没有。

根据媒体公开报道，早在#metoo运动兴起前，中国已有多个官员性侵的案件报道，但还都集中在基层官员，比如2012年四川蓬安县残联理事长在本县一位女公务员醉酒后实施强暴。而习近平上台后的“反腐风暴”中，相当一部分落马官员的通报中都涉及性侵。

一位保持匿名的媒体人撰文称，朱军被举报的消息被删，正是因为其体制内的身份，而性剥削和性丑闻，最严重也隐藏最深的，恰恰是在体制内。

文中称，“这些性侵，更隐蔽，更绝望。因为受伤的女性，根本发不出声音，她们是困于栅栏之中的羔羊…..性侵绝不仅仅是男女问题，它事关权力。而权力的野蛮，远超你我的想象。这把me too的大火，烧过了高校圈、公益圈、媒体圈、文化圈，如今烧到了这堵墙的面前，墙后有无数个灭火器，在严阵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