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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 肺炎疫情下经济“急救包” 中国保守美国激进的背后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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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4-3 06:34:4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3月,美联储用了不到两周的时间,货币政策力度大到“金融危机”级别。

降息,一口气降到零。发钱,一口气花完全年预算的一半。

各国政府在G20之前就已经开始行动,G20会议上更是明确“穷尽一切手段”,减少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生活的冲击。

美国反应最为激烈,在危机露头之时,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直接“一口气打完所有弹药”。

之后疫情的发展证明,美国没有反应过激。最新的失业数据令人瞠目结舌,经济提振计划没能完全安抚市场的不安情绪。

反观中国,守着利率不降,几乎没有放松。疫情已经逐步得到控制时,财政刺激规模还远未达到美国的量级。

中国在刺激政策上的保守,与美国的激进,形成鲜明的对比,背后则是两国不同的考量。

美国的激进

整个3月,美国的货币政策推出的速度和力度,几乎都超出市场预期。

美股接连暴跌带来的金融动荡,使美联储和政府不得不应对流动性危机,以防升级为金融危机。

3月3日,美联储突然宣布“紧急降息”0.5%,而此时市场预期是当月17、18日议息会议后降息。市场把这一举动看作事态严重的信号,股市不涨反跌,跌幅达2.8%。

议息会议前两天,15日,美联储宣布再次“紧急降息”,赶在周一亚洲市场开市前发挥作用,而且力度上一步到位,直接下调100个基点,降至0-0.25%的历史低位。同时宣布启动7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计划。市场接着不领情,继续“跌跌不休”。

至此,短短两周,美联储救市的力度已经与2008年金融危机时处于同等量级。

美联储没有停下脚步,一周后宣布推出了“无限量量化宽松”,并将首次支持购买企业债券并直接向企业提供贷款。此轮资产购买规模无疑巨大,分析师估计该计划将向非金融企业贷款4万亿美元甚至更多。

面对这样极端的举措,美联储内部也有“饮鸩止渴”之感。美国亚特兰大联储银行总裁洛克哈特称,美联储非常规货币刺激举措有其局限性,如果过分使用,可能威胁到市场运转和金融稳定。

几乎穷尽货币政策一周后,一个历史性的财政救助计划也粉墨登场,接棒救市——美国国会通过特朗普政府提出的2万亿美元刺激计划。

东京三菱UFJ国际投信首席基金经理人石金淳表示,“这肯定是个很大的数字,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左右,这应该能够支撑股市及其他冒险交易。”

石金淳认为,中期而言美国已经提出一套非常强大的财政及货币政策。在这么多的政策援助下,我们可能已经见到美国股市底部。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明认为,美国史无前例的政策力度,是因为国内同时发生金融动荡和经济衰退,大量投资者同时抛售金融资产,导致严重的流动性危机。

无论是货币政策大幅“放水”,还是2万亿美元刺激计划中对企业的扶持,都是避免金融机构的“倒闭潮”,避免金融动荡演变为金融危机。

中国的保守

中国相比之下,危机爆发得更早,但金融市场并没有美股那么动荡,银行间流动性也比较充足,因此刺激计划力度则小得多。

疫情在春节长假期间发酵,2月3日开市首日,中国同样也是货币政策先启动——央行在公开市场进行逾万亿元逆回购操作,同时调降逆回购利率10个基点;两周后将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也下调10个基点;随后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也进行小幅下调。

虽然2月中国政策性利率全线调整,但比起全球央行大幅降息潮,中国没有跟进。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发达国家央行长期施行低利率,中国基准利率较高,政策空间在主要经济体中几乎是最大的。

中国似乎打定主意不以货币政策来主导刺激计划。

路透社援引东方金诚的两位分析师表示,回顾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宏观政策过程可以看出,与积极财政政策相比,宽松货币政策易发难收,宏观经济容易形成“货币宽松依赖症”,资产泡沫膨胀等副作用很大。

上海一辆巴士在紫外线中消毒,以防范新冠病毒。

在G20会议上,中国再次重复口头禅“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目前看来,稳健的货币政策很稳健,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也不是通常理解的“更大力撒钱”。

上周五召开的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释放出信号,称要抓紧研究提出积极应对的一揽子宏观政策措施,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引导贷款市场利率下行,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可能会通过5000至10000亿人民币的特别国债来支持经济,这一规模小于2007年的同类国债发行量。不过,路透援引四位政策消息人士报导称,中国将出台数万亿元财政刺激措施,以重振经济。

12年前的副作用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二者的表现则与当前截然相反。彼时,美国推出700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在国会缠斗两周后获得通过;中国在各主要经济体中受到冲击较小,却在当年宣布推出四万亿元人民币的救助计划,为中国经济在2009年注入一针“强心剂”。

然而,中国之后多年都在承受这针“强心剂”带来的副作用。比如,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失控的地方债问题,不但没有降低杠杆,相反进一步杠杆化,这意味着一旦有风吹草动,局部的资金链断裂传导到金融市场的其他部分,引发系统性危机。

还有经济学家提出,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是市场饱和与产能过剩,“四万亿”投下去,又投到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增添了新的过剩产能,供需失衡进一步加剧。

这些副作用都让中国此后多年不得不承担经济放缓的代价来“去杠杆”和“去过剩产能”。

眼下中国经济遭受同样冲击,经济学家认为一季度GDP将破纪录地负增长,因此有呼声提出“四万亿2.0版”。

曾担任过中央财经委副主任贺铿表示,首先要判断是不是真的经济有那么糟,似乎使人感觉中国经济到了濒临崩溃的样子。

“文化革命10年也没有崩溃,两个月肺疫就崩溃了?”贺铿表示,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深入摸底,全面思考。不可以轻言改变既定宏观政策,即使是放弃一点增长速度也不能不顾金融风险。

针对这些前车之鉴,学者多有反思和提醒。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张斌表示,加大政策力度的同时要汲取过去的教训,下一步财政政策发力,基建融资要通过发行国债来进行,而不是让地方政府向商业金融机构贷款,因为地方政府隐形债务上升和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多来自于此。

贺铿称,“有一点点问题就财政积极、货币放水,实践证明,不能解决问题。”

中国财政科学院院长刘尚希向路透社表示,中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已经很多年,现在不同于2008年,积极的财政政策不等同于扩张的政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提高赤字率扩大债务规模就是更积极。积极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主要不是在扩张上发力,要在提质增效上使劲。

今年不再设GDP目标?

中国显然还对当年的“大水漫灌”的代价历历在目。

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骏最近在一个论坛上甚至建议,中国今年不再设定GDP增长目标否则可能会绑架宏观政策,最后被迫搞“大水漫灌”。

他表示,实现GDP增长6%的目标已不可能,4%-5%难度也很大,很多经济学家预测的1%或2%也有可能,因此对经济的最终影响取决于欧美疫情的发展。

这样大的不确定下,如果设定一个不切实际的GDP增长速度,地方政府的反应往往就是大搞基建,要上投资。“实际上这些基建投资一般都是资本密集型的,对解决就业问题、失业后的民生问题短期内是没有什么帮助的。”

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经历了财政吃紧的2019。财政部发布数据,去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8%,但财政支出却同比增长8.1%。

刘尚希称,今年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财政都面临巨大压力,通过提高财政风险来对冲眼下的经济社会公共风险是必要的,但要适度。如果分寸把握不好导致财政不可持续的话,就会带来更大的风险。

政策背后还隐藏着另一个风险。刘尚希认为,光增加货币供应量不够,还应打通货币传导机制,因为传导瘀滞阻塞影响了企业的流动性,这是多年来没解决的大问题。

无论是加大投资,还是放松信贷,银行更愿意把钱给国有企业,以及有政府兜底的城投公司,而非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只好用利率更高的影子银行,形成“挤出效应”。后者不得不承担更高的利率,进一步加大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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