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特朗普左右夹击；国际经贸秩序面临“世纪挑战”！

开开心心

二战后建立的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快散架了？

世界格局始终在变，时缓时急，但从未停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确立的世界格局历经70年风雨，有人说历久弥坚，也有人说时代潮流摧枯拉朽，新旧更替是必然。

全球经贸体系连同它赖以运行的游戏规则是这个战后世界格局的支柱之一，以规则为本，组织架构呈三足鼎立，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和世界贸易组织（WTO，前身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

现在，它遭到来自东、西两个方向的挑战，面临解体的威胁：东方是中国，大国崛起、雄心盖世；西方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要打破陈规，带领美国再度辉煌。

WTO总干事阿泽维多说，美中贸易冲突是世贸组织历史上最艰难的时刻。

如果这个国际经贸体系坍塌，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会是中国吗？还是说根本不用等中国有什么大动作，特朗普总统已经抢先把这件事完成了？而坍塌后的瓦砾堆中升起怎样的新大厦，是否主要或完全取决于中国在当下的中美贸易战中的反应？

我们回顾历史、梳理当下。

美英达成共识

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硝烟弥漫，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加拿大东部纽芬兰岛上开会，签署了《大西洋宪章》，确立了国际正义的基本原则，劳工标准、经济进步和社会保障，包括所有国家在经济领域内最充分的合作，从人权到经贸，为战后西方世界的秩序安排搭建了基础架构。

二战后的西欧满目仓夷、百废待兴，而美国元气无损，经济实力雄厚，通过几个关键步骤，为建立战后国际新秩序铺下几块基石，由此确立美元和美国在新世界格局中的主导地位。

1941年，英国战时首相丘吉尔去美国跟罗斯福总统商量大计，在纽芬兰岛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大西洋宪章》，被认为是战后世界格局和秩序的奠基。

首先是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了美元和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和美元挂钩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这个体系中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成为战后制成世界经贸关系的两大支柱。

然后，1947年签署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成为战后世界经贸体系内第三个支柱，三足鼎立的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成型，随后70多年中见证了全球化浪潮的起落、冷战的开始和结束，世界从两极变成多极。

GATT在1992年升级为WTO，从不具法律约束力的自愿加入组织变成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自愿加入组织。在大家都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的前提下，WTO提供化解贸易纠纷的平台。

现在，它受到了中国和特朗普的左右夹击，人们开始听到这样的字眼：大崩溃、大解体。

2018年，中国经济全球排名第二，中美建交40周年，中国启动改革开放40周年，加入世贸组织17年；那一边，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在动摇，有历史学家说它进入衰退期，“民粹派”总统特朗普掌权2年，誓言要让全世界停止对美国的“欺负”和“占便宜”，美中最新一轮贸易摩擦升级为贸易战。

中美贸易战和特朗普总统对欧盟及其他传统盟友挥舞关税大棒，有可能引爆全球贸易战，对战后国际经贸秩序可谓雪上加霜。

世界贸易组织1992年在关贸总协定基础上成立，它的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历史学者认为基于规则和法律的国际经贸秩序应该从WTO诞生开始算起。

中国欺骗组织？

中美贸易纠纷虽然不是从特朗普上台后开始，却因为特朗普“美国优先”和“杜绝占美国便宜”的政策下升级为贸易战。世界经济老大、老二打贸易战，连累WTO被诟病，甚至出现“WTO2.0版不含美国”、战后基本保持一贯的国际秩序大厦将倾的“崩溃说”。

美国《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前通讯员布鲁斯汀（Paul Blustein） 回忆当年中国刚被WTO接纳时的情形：“经济学家把当时发生的现象称为‘中国震荡’冲击。中国得益于低工资、低成本和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经济极富竞争力。那段时间进口庞大，但出口增长却是现象级的，从2001到2006年，年增长率平均30%。加入世贸组织前中国已经是出口大国，之后出口就冲破屋顶了。”

在已经习惯了一位数增幅的西方世界，这种令人惊愕的膨胀速度本身就极具冲击力；一旦发现当初入世时说好的市场开放和松绑并没有跟出口增长携手并进，西方便开始集体皱眉。

中国食言啦，违规啦，欺骗组织啦！但果真如此吗？

中国经济腾飞的主要驱动力之一是劳动力充足、成本低。

按照前WTO总干事拉米的说法，中国并没有欺骗。问题在于WTO不是为像中国那样的经济体设计的；中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且发展日新月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世界贸易规则对于中国存在适用困惑。

最广为人知的例子是，中国到底算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因为WTO对两者的宽容度不同。

拉米也为此挠头：“如果我听美国人的，那中国是一个有很多穷人的富国；如果听中国人的，那中国就是一个有很多富人的穷国。”

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世界各国对组织存在目的的理解和期望。中国官方和民间一个普遍的看法是，WTO的意义在于保证市场准入公平，保证所有人都能得益于资本主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决策人士理解的WTO是为了保护小国免受大国欺负，而发达国家对WTO的理解是它负责保障市场准入，通过促进自由贸易来刺激经济增长。

拉米认为：“中国没有欺骗组织，违反规定。但是，在我看来，组织的规则在某些领域没有对中国起到预期的规限作用，尤其是在严格接受政府指令的国营部门向企业提供大量补贴，这在一个奉行全球市场开放式资本主义、游戏规则更接近自由经济体系的世界里就显得怪异了。”

他提到的是两个最惹火的问题，一是政府补贴，一是强制性技术转让。补贴造成的价格低廉在国际伴以大量销售国际市场，必然导致大批外国同行无力招架难以生存。

WTO前总干事拉米在中国入世谈判期间是欧盟首席谈判代表。

特朗普：中国和WTO都该骂

中国入世后出口狂增而开放市场滞后，加上其他一些问题，招致欧美不满，但一直到特朗普总统上台，才被指控是导致美国“生锈地带”惨状的罪魁祸首。特朗普看来，WTO在这件事上对中国没有管束，或者管束无力，要一并批判。

拉米和跟他观点相似的人认为，自由贸易会带来痛苦，而这正说明它发挥应有的作用了，它的作用是促使生产、资本、劳动力资源的重新分配，这就产生了赢家和输家。中国成为众矢之的是因为中国经济体量在短时间内膨胀，逼迫其他经济体为了生存而自我调整。

这一派学者认为，关键在于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在自由贸易冲击中的输家，在欧洲和美国的境况非常不同。

上海风险投资家李世默也为中国辩护。他认为美国制造业的困境和收入下降不能责怪，应该怪美国政府和决策者。

“美国制造业生产大量外包，国内工人失业，许多美国公司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赚了很多钱，可能比中国人赚得更多。但决定美国的财富再分配的不是中国人，这些利润是投到社会福利、医疗教育或研发，还是减税或股票回购，这些都是政治决策，而这些政治决策才是导致美国中产阶层生活水平下降的原因。”

特朗普对此只字不提。也有不少评论人士认为特朗普的减税计划实际上加剧了财富集中和贫富分化的趋势。

但是，这没有妨碍特朗普批评WTO对中国太宽容，管束不力。

拉米在中国入世谈判时是欧盟的首席谈判代表。他至今认为当时跟中国达成的协议“十分严苛”。但是他也承认，今天回头再看，可能当时着重强调市场准入，在补贴和规则方面松懈了。

这就引出另一个问题：WTO修改规则需要经过全体同意。这点没有丝毫通融的余地。

特朗普总统对WTO和中国有各种抱怨

WTO 2.0版：不含美国？不含中国？

WTO不会垮，也不能垮。但它确实陷入了很大的困境。就像WTO现任总干事阿泽维多说在与记者访谈中说得，虽然全球贸易战还没有开始，但世界的目光都紧盯着可能引发全面贸易战的第一轮行动，关税大战。

特朗普的美国除了对44项中国产品加征进口关税，对欧盟和传统盟友的钢材和铝材征收关税。在他炮火射程之内的所有国家都向WTO提交了诉状，并采取了相应的还击措施。

这就是为什么“贸易战”是“战”，而不仅仅是吵架或拳脚往来。阿泽维多表示，贸易战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害规模及扩张速度，将取决于贸易战所包含的内容。

拉米说，特朗普对WTO的斥责并非毫无道理。他提出的那些问题，其实已经讨论了15年。中国、印度、日本、欧盟都希望改革WTO，当然目的和理由跟特朗普不同。

不过，许多经济学家和决策人士认为，特朗普骂WTO和中国，错在他无视美国自身的政策问题，把中国和为WTO当作替罪羊。

李世默直言：“美国需要重新评估自己的经济和政治模式。”

他说，美国有大量资源、人才，令人失望的是许多美国人，尤其是决策层的精英，对自己国家的政治体系解决问题的能力丧失了信心。这跟1960年代不一样。当时在苏联人造卫星上天、在太空竞赛中抢先一步的挑战之下，肯尼迪总统的对策是呼吁美国民众齐心协力跟苏联竞争。当时大家对政府和社会迎接挑战的能力充满信心。

“现在可好，遇到挑战，不是去想怎么胜出，而是想方设法去把对手压垮。”

“大家都向中国看齐”？

马萨诸塞州韦尔斯利学院历史教授勒博迪安指出，目前的贸易体系架构是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的产物，世界已经变了。结果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为新的时代新的世界建立新的WTO，中国在这个世界可以自行其事，但可以利用一种内在的机制推动中国改变行为。

他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更有可能的是第二种，就是大家都越来越像中国。”

WTO瓦解？很少有人认为可行。部分解体呢？可能性略大。毕竟不少经济学家认为WTO摊子铺得太大，可以考虑后退一点，回到以前的规模和状态。

更极端的提议是WTO升级，但新版不含中国，也就是将中国开除。这个说法是特朗普总统的一名经济事务顾问以问题的方式表达的。

另一个版本的WTO2.0，不含美国的新版WTO，得到拉米的认同。有可能啊，他说，“我们都应该为此做好准备。”

《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在瑞士日内瓦的总部大楼。

英美重温旧梦？

勒博迪安教授提到，英国脱欧在许多智库看来是个绝好的时机，美国和英国可以借此重启全球贸易治理治理体系。脱欧后的英美新贸易协定可以作为起点，逐渐邀请其他国家加入，客观上形成疏远中国的效果。

但英国不看好这种设想，认为是饮鸠止渴，解决了一个旧问题却产生了新的问题，尤其是在涉及对医疗系统私有化和补贴问题上，英美的立场相距甚远。

历史似乎在这里重演。

1941年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大西洋宪章》里声明，“要在尊重他们现有的义务下，努力促使所有国家，不分大小，战胜者或战败者，都有机会在同等条件下，为了实现各自的经济繁荣，参加世界贸易和获得世界的原料；他们希望促成所有国家在经济领域内最充分的合作，以促进所有国家的劳动水平、经济进步和社会保障。”

美国当年希望英国放弃殖民帝国时代那套保护本国利益的封闭式贸易制度。随后逐渐出现的变化令世界各地民众的生活大为改观。

这里有个小插曲。GATT的诞生其实是个意外结果。

1948年，56个国家在古巴哈瓦那开会，讨论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建立一个名叫世界贸易组织（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的建议。在拉丁美洲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推动下，会议通过了一份决议文件，其中包括了涉及国家有权充公外国人财产的条款，而公有化的方式令美国商界深感不安，最后美国退出，这才有了后来的GATT。

如果政治力量对比稍有不同，可能今天大家讨论的就是凯恩斯提出的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 ITO，而不是WTO。

一字之差，区别在ITO可能更倾向于关照发展中国家和穷人的利益。

如果是那样，国际经贸秩序和世界格局必然会有别样的发展轨迹，贸易纠纷、争执和关税战可能更多也可能更少，全球贸易战可能早就爆发，并改变了世界的发展轨道，也可能根本不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