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18届六中全会有什么看点?

开开心心

中共18届六中全会10月24日将在北京召开，并审议两个文件：《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外界或许好奇，当下中国面临内外众多严峻挑战，何以一年一次的中央全会竟然会如此闲情逸致地聚焦党务?

六中全会：从严治党制度化

中国每年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会议。一个是年初的人大、政协“两会”，一个是年末共产党的中央全会。

两者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在于“两会”面向当下，而中央全会既着眼于现实也着眼于未来。比如十八大以后的三中全会推出全套改革方案，需要几年来完成。四中全会提出以法治国，更是长期目标。五中全会则是讨论五年规划。所以六中全会虽然对外宣称聚焦从严治党，但同样也是立足当下、布局未来，最主要的体现就是从严治党的制度化。

十八大以后，从严治党已经成为“四个全面”之一，被视为新一代领导人习近平的理论创新和突破。其实中国模式的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假如把这个因素排除，中国模式还剩下什么?所以中国面临的所有问题都不是问题，只有党的问题才是真正的问题。正如邓小平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六日所说的：“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只要它是团结的，努力工作的，能够成为榜样的，就是在艰苦创业反对腐败方面成为榜样的，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

应该说四年来的从严治党特别是反腐已经使中共在民心和全社会的信心上暂时止跌回升，但许多措施更多的是治标应急之策，一方面这些措施需要制度化、规范化，另一方面还需要治本之方。六中全会所要申议的两个文件就是这样一种尝试。中共把一种好的办法制度化是从邓小平开始的，并一直传承下来。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政策可以延续、整体保持稳定和发展的因素之一。

从严治党面临的严峻挑战

十八大以来的反腐风暴有效地树立了新领导集体权威、赢得民心，但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官僚体系普遍的积极性下降甚至故意的消极不作为，也有部分官员出于规避风险不敢作为。如果说在制止官员乱作为是成功的话，在调动官员合法有为方面则还远没有开始。

从历史上看，官僚体系的质量往往决定着一个朝代的命运。中国的皇帝事实上是要和官僚体系分权。雄才大略、能量非凡如毛泽东者，在和官僚体系的斗争中也是输家。 所以对于中共而言，如何在从严治党的同时能够令整个官僚体系重唤活力和动力是非常重要的艰巨任务。

放眼全球，没有一个国家是依靠信仰的力量来吸引人才，人都是跟着资源走的。哪里有资源，哪里就有人才。各国吸引人才也无不是依靠提供丰厚的条件。在今天的中国，信仰的力量也已经相当弱化，剩下的唯有利益。中国固然有官本位的传统，但假如不能提供与之能力和付出相匹配的报酬，也同样无法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但和西方不同的是，中国还有另一个道德传统，官员不是普通人，奉献和付出是理所应当。如果从利益出发调动积极性，会引发社会反弹，更会被质疑一向高调宣传的共产党的先进性。

可以说如何在出台令官员有效作为的政策与悠久的道德传统之间寻找到平衡点是相当大的挑战。这种平衡自然不会一个六中全会就能达到，至少人们期待这个全会能够有导向的信号出现。

六中全会与权力监督

习近平非常强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距，不会有任何人想改变。

和西方不同，中国是一党执政，这是几千年来只有一个政治中心传统的继承。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合理性。这在中国汉字的结构中也有所体现：一个中心是“忠”，两个中心就是“患”。历史上只要有多个中心，必是天下大乱、民众朝不保夕、流离失所之时。然而，正是由于一党执政，能否有效监督就成了体制可否长久良好运作的关键。这就是为什么党内监督条例需要被外界格外重视的原因。至少从目前十八大以来的四年看，这种监督还是有效的。

严格说来，中共并非不存在外部监督。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时代，这种监督无时无处不在。去年的天津大爆炸，多数中国人第一时间知晓是通过微信而不是官方媒体。想掩盖一个事实从理论上和技术上讲都已经不可能的了。这就对中共的治理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迫使中共与时俱进，精力放到预防问题和解决问题。再就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已经加入100多个政府间的国际组织，签订近300多个国际条约。中国自然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比如世贸组织，中国既可以通过它维权，也得接受该组织对中国的约束。总体来看，这个监督条例不妨看作是对外部客观监督的一种回应。

至少从西方两个预言来看，中共的适应能力还是非常强大。西方曾预言中国加入世贸将会导致崩溃（现在中国崩溃论者则认为加入世贸这种千古难逢的机会不会再有），也曾预言中共将会在互联网时代垮台。结果中国是加入世贸的最大赢家；中共对互联网适应的也不错，不仅提升了自己的治理能力，还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全球十大互联网企业中国有四家，在互联网的应用上中国还走在欧洲的前面，在网络金融、交流平台（如微信）更是胜美国一筹。

六中全会无关人事

由于六中全会是十九大前的最后一次，外界自然会把目光聚焦到人事。

首先要确定的一点是中共的任期制将严格执行下去。习近平非常强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距，不会有任何人想改变。

第二，当然是谁将最终成为新的常委。关于这一点，外界已有很多猜测。其实大致的人选人人皆知。

因为中共的人才选拔已经制度化和标准化：一需是政治局委员，政治局一共不过二十五人。二是年龄限制。能够符合这两条的人选不过十人左右。这也是中共人才长期培养、梯次选拔的结果。当然，最终还是只有等到明年十九大才会揭晓，六中全会显然不可能承担这样的职能。如果说六中全会对未来十九大有什么影响，哪就是对新人有了更高的党内标准。至于西方有评论者认为习近平将利用十九大安置自己人以便更好的行使权力，这只能是主观猜测而已。众所周知，十八大是各方共识的结果，十八大人事安排并没有影响习近平强有力的施政，十九大也仍然是如此。

但需要说的是，今天的中国已经和俄罗斯大为不同。由于任期制和弹性的集体领导体制，对人的依赖性已经大大降低。俄罗斯至今仍然是沿袭历史上的强人政治：中国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主政时，俄罗斯是普京，胡锦涛时代俄罗斯仍然是普京，到了今天还仍然是普京。

所以虽然人事很抓眼球，但对于真正研究中国的学者来讲，人事已经不是中国体制的核心。毕竟，哪怕最高领导人不胜任，还有集体来补充，还有十年任期制进行更换。

问题不可怕，不能解决才会导致政治风险

今天的中国内外都面临着考验：经济下行何时到谷底，经济转型何时见成效，国企改革如何深入，桀骜的房地产何时驯服，贫富差距何时缩小，外部的冲突与摩擦何时消弥等等。客观而言，中国的内外问题相对并不突出。比如中国是现在唯一一个没有卷入一场或两场战争的世界大国。

中国也没有难民危机，应对恐怖主义的表现也明显优于西方。事实上，中国的任何问题都无法和英国脱欧、欧盟一体化的倒退、法国的恐怖袭击、德国的难民危机、美国的特朗普、日本三十年的停滞相比。

不过相对于西方， 中国的真正考验不是问题，而是假如问题不能解决导致的政治风险。中国体制的特点是政党命运和体制结合在一起。中共之所以常讲亡党亡国就是事实求是的自我警醒。西方一个政党表现不好或者解决不了问题，只要政党轮替，矛盾就会转移，不满就会缓解。但中国的体制没有西方制度这个功能。当然这个体制的优势在于会尽量把问题消灭在萌芽之中，解决问题的动力和压力也要大于西方。比如今年3月沈阳市出台大学生零首付买房政策，不过一天就被叫停。但在美国类似政策就长期化直至引发次贷危机。

中国的问题不管怎样都需要中共给出答案。但这个具体的答案肯定不会在六中全会上。应该说在面对如此之多挑战的同时中共却要在一届全会上专门讨论党务，本身就说明了中共应对这些问题的信心和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