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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谈杂聊] 中国古代文人的女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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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9 12:29:2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古往今来,女性与文学似有不解之缘。翻开中外文学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而又令人深思的现象,很多优秀文学作品的诞生,都与女性直接相关联。在中国古代文学浩如烟海的作家与作品中,不少名家的作品都与女性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有些人们比较了解,有些则较少为普通读者知悉。阅读这些作品,从中管窥中国古代文人有代表性的几种女性意识,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作家的志趣情操,还可以加深对生活的感悟认识。

  中国古代文学奉诗文为正宗,视小说为雕虫末技,致使一些文人写下小说后都不敢署具真名,因而造成不少优秀小说(如《金瓶梅》)至今连作者是谁,学术界都无法有定论;文人彰显才华的领域几乎尽在诗文,尤其是诗歌。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普通读者最熟悉的名词术语往往是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和元曲。中国古代关于诗词的理论也远远多余其它文学品种,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可能就是“诗言志,歌咏言”了。应该说,这个立论对绝大多数作家作品都有程度深浅不一的说服力,但是,针对个别作家,有时甚至是大家名家,如果用“诗言志,歌咏言”来透视他们的女性意识,却难免让人感到有一种深重的困惑和遗憾。

  

  白居易是中国文学史上倍受推崇的著名现实主义诗人,他的很多作品如《卖碳翁》《观刈麦》《上阳白发人》等,不仅深刻反映了当时的民生疾苦,流露出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而且为民请命的思想也非常突出。即使后来贬官江州,他也为中国文学史留下了千古传诵的名篇《琵琶行》,让后人在吟咏“相逢何必曾相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伤感中,深切体验到诗人对底层妇女的悲悯之情。但是,普通读者哪里知道,同样是这个人,左手在写《琵琶行》《长恨歌》,右手则写出了《追欢偶作》这样恶俗的诗作:

  追欢逐乐少闲时,补帖平生得事迟。

  何处花开曾后看,谁家酒熟不先知。

  石楼月下吹芦管,金谷风前舞柳枝。

  十载春啼变莺舌,三嫌老丑换蛾眉。

  乐天一过难知分,犹自咨嗟两鬓丝。

  此诗载顾学颉校点本《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99版)卷三十四。白居易作此诗时,年已六十七岁,看到“十载春啼变莺舌,三嫌老丑换蛾眉”这样的句子,我们真是难以想象,对因“暮去朝来颜色故”“老大嫁作商人妇”的琵琶女流泪最多的江州司马,竟然会在年近耄耋的晚年还恋恋不忘狎玩女妓,而且所换之“妓”还必须是青春少女。看到这里,普通读者可能要问,这可信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其实,翻开中国古代文学史,随处可见文人墨客狎妓吟诗作画的史实轶事。“妓”在中国古代特定的人文背景中,并不完全等同于今之“娼妓”,她更多的是指“乐妓”,除去有“以色事人”的成分外,更多的时候还是“以艺事人”。“妓”在中国古代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里,不仅是宫廷和王公贵族之家必备的“基础设施”,也是很多文人墨客如影随形的“生活必需品”。在古代,尤其是汉魏以前,玩妓风尚颇为兴盛。裴松之《三国志注》引《文士传》记当时风尚曾云:“士为知己死,女为悦己玩。”流风所至,一直影响到唐宋元明清,不仅苏轼有“挟妙妓谒老僧”的风流之举,连被主流文学史誉为“我国戏剧史上伟大作家”,写下《窦娥冤》的关汉卿也毫不掩饰自己对女色的喜爱。在《南吕·一枝花·不伏老》散曲中,关汉卿就公开表白:

  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愿朱颜不改常依旧。花中消遣,酒内忘忧。

  由此看来,白居易有狎妓偏好其实也并不为奇,但让人深感遗憾的是,我们从他的《追欢偶作》中,所见的诗人形象更多的是个“好色之徒”,其所流露的女性意识显然极为低俗,所以作家舒芜才会在《伟大诗人的不伟大一面》中意气用事地骂他是“老流氓”“老淫棍”(《读书》1997年第3期)。

  漫议中国古代文人墨客的女性意识,柳永是必须要提及的一个人。柳永原名三变,字耆卿,在北宋众多著名词人中,他是官职最低的一位,而其众多作品又最贴近歌妓生活。柳永有才,但怀才不遇,起因都是他那首著名的《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晌。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柳永当时名气很大,年少气盛颇有些浪子作风,因为熟悉许多歌妓并为之填了不少词,所以当有人在皇帝面前举荐他时,宋仁宗因读过《鹤冲天》,恼恨词中有“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遂批了四个字:“且填词去!”柳永受此打击,无奈中只好以“奉旨填词柳三变”自嘲,从此专力写词。人生道路上的重大变故,有时往往能促使作家诗人的作品更贴近生活真实,思想内涵更深刻。柳永也不例外,因为他长期在“烟花巷陌”流连忘返,将“偎红倚翠”的生活视为人生快意的一种依托,所以很多词作对歌妓生活都有精彩的状写,并能真实反映她们的所思所想和喜怒哀乐。柳永的词在当时被这些歌妓广泛传唱,致使“凡有井水处即能唱柳词”。 无论世人对柳永词作产的背景怎样分析,一个毋庸讳言的事实是,柳永同情这些歌妓,对她们有真情,所以词中的女性意识是最为人性化的,其作品被人广泛称道自然就不足为奇:

  才过笄年,初绾云鬟,便学歌舞。 席上尊前,王孙随分相许。 算等闲、酬一笑,便千金慵觑。 常只恐、容易蕣华偷换,光阴虚度。

  已受君恩顾,好与花为主。 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 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

  ——《迷仙引》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雨霖铃》

  柳永死后,由“群妓合金葬之”,也足可看出那些歌楼舞妓对他的深切哀怜与怀念。

  文人的女性意识在很多时候是最能体现其人格高下的一把尺子。与柳永同时的苏轼,也和歌妓有较多来往。在杭州时,苏轼有一天与朋友相约逛庙,因为他与庙里的老僧交厚,所以他很想把与之同行的歌妓带进庙破坏老僧的清规戒律。当他带着那个歌妓向老方丈敬拜时,后者自然有些不悦。性情旷放淘气的苏轼故意视而不见,反请老方丈把颂经时的木鱼木槌借给歌女一用。还笑道:“若大师肯如此,余将作诗谢罪。”结果,才思敏捷的苏轼即赋小调让歌女唱:

  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借君拍板与门槌,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

  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皱眉,却愁弥勒下生迟,不见阿婆三五少年时。

  由于小调诙谐有趣,持法甚严的老方丈也禁不住大笑起来。

  在中国古代文人中,用林语堂的话说:苏轼“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林语堂《苏东坡传·序》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版)像苏轼这样的中国古代文人,对女性的尊敬是很有代表性的,那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品性,因此,无论宦海沉浮,胸怀率性坦荡的他都不会染上丝毫轻浮的纨绔习气。读他以女性为题材的那些作品,我们再冷酷的心都是忍不住要为之心颤的: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江城子》

  我们都知道这是一首悼亡词,但是,能如此沉痛真切地写出对亡妻永难忘怀的真挚情感和深沉忆念,在中国古代文学史汗牛充栋的诗歌作品中却并不多见。纵观苏轼不平凡的一生,他的女性意识和他的人格魅力一样,都很难被挑剔。如果将他与柳永对照,还会发现:柳永是因为一生潦倒而对女性多真诚相待,而苏轼则无论宦海沉浮尽皆如此。

  明清时期,小说在中国文坛终于蔚为大观。不仅有以四大名著为代表的众多长篇小说,还有以《三言两拍》和《聊斋志异》为代表的一大批话本小说和文言短篇。与诗词相比,小说这种文学样式表达主题的方式比较含蓄和复杂,加上创作意图和客观效果常有分离相悖的情况,致使作家情感的倾向有时较难把握。但是,如果仔细分析揣摩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刻画,故事情节的安排设置,细节的选择和描写,我们还是能够从中比较清晰地触摸到作家情感的脉搏。例如以《浪史》《肉蒲团》为代表的一大批明清色情小说,尽管这些世俗文人都将自己的真名实姓隐去了,但通过他们在小说中对所谓性爱场面夸张到近似荒诞的描写,其女性意识的粗俗阴暗还真可谓“跃然纸上”。流风所及,以至像《金瓶梅》这样深刻揭示社会矛盾的优秀作品,写到西门庆与女人的淫乱时,作者都有一种“津津有味”的兴奋感——若非如此,兰陵笑笑生怎么会在写到那些性爱场面时,常常情不自禁地要用大段大段的诗词来为其“润色”呢?

  古代中国文人女性意识的差异是很明显的,“文如其人”虽然有些时候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但至少能从文人的作品中看出些端倪。一般说来,阴暗恶俗和健康向上这两类,我们还是易于分辨。在《红楼梦》《聊斋志异》《镜花缘》等小说中,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中国古代文人也有积极讴歌女性聪慧美丽的优秀作品。

  在《红楼梦》中出现的众多女性,几乎都是让人充满欣赏、爱怜或惋惜的女子。与四大家族的众多男人相比,曹雪芹对她们倾注的感情显然是肯定和赞赏成分居多,林黛玉、晴雯、鸳鸯等人不说了,就是对宝钗、王熙凤这类人物,作者在非议揭露他们的一些所作所为时,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流露出对她们学识才干的欣赏,甚至还有些悯其不幸。《聊斋志异》中为人悉知的很多人鬼相恋的故事,如《婴宁》《莲香》《小谢》《香玉》等,篇中的女性虽为妖狐等鬼魅,但无一不心地善良痴情爱情,让人心驰神往。《镜花缘》的艺术价值虽不如《红楼梦》和《聊斋志异》,但作者李汝珍的女性意识显然是值得称道的,书中要求提高妇女地位的主题思想十分突出,甚至连封建史家、文人普遍否定的武则天,作者对她提高妇女地位的德政也予赞扬。

  以上泛泛对中国古代文人女性意识的随笔,只不过是一些读书浅见而已。人都是立体的,作家诗人也不例外,情感在作品中的流露,可能也并不尽如笔者所言,所以上述分析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嫌。但是,通过对具体作品的认真解读分析,我们肯定能触摸到作家对待人事的情感脉搏。例如《西游记》对女性有偏见就是比较明显的,从白骨精开始,吴承恩写了多少女鬼啊!如果与《聊斋志异》相对照,吴承恩与蒲松龄的女性意识不是太悬殊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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