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一诚：澳门新特首面临的五大挑战！

开开心心

贺一诚尚未透露政府司局长班子等方案。

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案抗议进入又一个周末之际，一水之隔的澳门8月25日举行了第五届行政长官选举。唯一参选人贺一诚以392票当选第三任澳门特首，得票率98%，比现任行政长官崔世安2009年与2014年两次竞选都要高。

两件事情看似毫不相关，但就在贺一诚当选前一日，被澳门主要权力机关包围的南湾湖畔出现了声援香港示威的连侬墙，墙上留言除了呼应香港的“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等外，尚有一句“不要小圈子选举”——澳门特首由一个4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提名并投票选出。

除了面对公众日益强烈政改诉求， 贺一诚还将面临多项挑战，包括赌权再分配问题。

据澳门统计暨普查局数据，截至2019年第二季，澳门总人口为67.2万；据澳门行政公职局数据，澳门已登记自然人选民31.04万。贺一诚被记者追问由400人选举出来的特首有多大认受性，他说：“我不知道。”

曾身兼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与澳门立法会主席的贺一诚被问到筹组新政府班子等问题时，都说“给我一点时间”。但像选举制度改革这些摆在他眼前的挑战能不能等，却是另一个问题。


与众不同的澳门政治环境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原本定居于“葡占屯门”（但此屯门是否今香港新界屯门则众说纷纭）的葡萄牙人来到珠江口西侧的澳门定居。十六世纪末，澳门议事公局成立，在中国明朝政府允许下实行自治，至十九世纪变成总督中央集权。

1974年里斯本发生4·25康乃馨革命，第三共和国成立，1976年里斯本政府先后透过颁布《澳门组织章程》和《葡萄牙共和国宪法》，定义澳门为葡萄牙管治下的中国领土，同时重组澳门立法会，由直接选举、间接选举和总督委任三类议员组成，总督则继续由里斯本政府委任。

1999年澳门治权移交中国，立法会在“直通车”安排下过度至澳门特区，产生架构与葡属澳门时期相若，总督则由行政长官取代，并经由选举委员会提名和投票选出，再由北京决定是否任命。选举委员会透过间接选举，从各社会群体中产生。

葡萄牙管治末年，里斯本承认澳门是葡国治下的中国领土。

表面看来澳门1999年移交后之政制与香港1997年移交后的没什分别，但澳门向来依赖所谓的“社团政治”来维持社会运转，其根源一般被认为是1966年一二·三事件。在该次事件中，澳葡总督在失去里斯本中央政府支持下，就镇压拥护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的“左派”华籍居民抗议并造成死伤签署“认罪书”，当中包括向北京承诺取缔肃清中国国民党及其政权在澳门之一切组织。

自此，后来第一任特首何厚铧所属之何贤家族、现任特首崔世安所属之崔德祺家族，以及澳门中华总商会（中总）永远（终身）会长马万祺家族，因出面参与斡旋，被视为澳门三大家族，而其中何贤更被视为“影子澳督”。“左派”社团也自此取得澳门政治主导权，澳门工会联合总会（澳门工联会）、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街总）、澳门妇女联合会（妇联）与中总为其中分量较重的组织。

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副教授余永逸向英国记者解释说，“左派”社团自此渗入澳门社会不同阶层，澳门居民都得依赖这些社团来取得好些社会服务，形成社团文化，而社团也因此成为治权移交后政治上的中流砥柱。

但余永逸教授还说：“澳门其实在政治体制上比香港更先进——澳门有法律规范政党，澳门可以成立政党。”

香港现有政党基本上都注册为有限公司或一般社团，而在澳门，根据《民法典》与《结社权规范法》，社团可以选择登记为“政治社团”，但其对资金等规范繁琐复杂。余永逸教授指出，现有普通社团可以从事政治工作，但不用受“政治社团”法律限制，因此没有社团愿意变成正式政党。

澳门立法会议员，新澳门学社副理事长苏嘉豪对英国记者说：“感觉上没什么益处，也会有些制肘。你得有人，200人实名选民。”

“要是你有200位选民（连署）你就可以登记一个政治社团。那你参选立法会的时候，你的名单就不用找提名了，可以直接参选了。但现在还没有政治社团登记上。”

至于以左派为首的社团政治在治权移交后是怎样得到了延续与巩固，澳门发展策略研究中心2000年11月发表的《澳门社团现状与前瞻》研究报告也许能提供答案。

“在澳葡统治时代，政府的社团政策有严重的偏向性。澳葡政府经常通过正常的财政预算或不正常的手段向与葡国利益直接相关的团体支付大笔的款项……相比之下，华人社团所获得的资助总额就如杯水车薪，比不上一个葡国团体每年从澳门获取的资助……澳门特别行政区与澳葡政府明显不同的是，政府的社团政策将以公平、公正的方针作指导。”

1966年一二·三事件后，澳门亲北京左派社团取得主导社会之地位，同时也启发香港左派社团策动“反英抗暴”行动，演变成六七暴动。

前任澳门理工学院公共行政学者余振、娄胜华与陈卓华曾在2011年发表《澳门华人政治文化纵向研究》一书指出社团政治对澳门民主发展的害处。三位学者指出，按照目前立法会内直选、间选与官委议员的比例，直选议席不足一半，“再者，香港的间选议席通过有一定代表性的功能界组别产生，而澳门的间选则纯粹是小圈子选举，由传统‘爱国爱澳’社团垄断、协商产生”。

“长期以来澳门民间社团组织从根本上讲属于一种庇护组织，其内部蕴藏着浓厚的庇护主义组织文化”，“社团内部权力关系很难真正体现相互制衡的要求，社团内部成员关系也难以反映平等自主的要求，而往往体现出‘大家长主义’与协商治理的行为取向”。

娄胜华2017年在行政公职局官方杂志《行政》中发表过一篇文章，进一步说明社团政治与特首选举之关系。

“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分四大界别，在前三个界别中，除了宗教界别分组外，都是通过社团选举产生的，也就是说，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的绝大部份成员（400名选委中有344位）是由各界别内社团（法人选民）选举产生的，而界别选委的提名与投票均由获确认界别社团领导成员中的代表行使的，因此，没有社团的参与就无法产生选委，更不用说行政长官候选人的提名与选举了。所以说，行政长官的提名与选举是由各界别社团（法人选民）间接行使的。”

“参加选举原本是政党的最主要功能，由于澳门没有政党组织存在，社团代替政党而出现的"拟政党化"现象，在回归后，社团的政党化功能得到了强化。”

贺一诚得拆解哪些难题？

1. 赌权再分配


澳门赌场经营许可的任何变动，不但足以影响这比香港更弹丸的弹丸之地，甚至足以波及国际金融市场。

澳门于2002年2月开放赌权，打破“赌王”何鸿燊澳门博彩（澳博）的垄断地位。金沙、永利和米高梅三家美国拉斯维加斯赌业巨头从2004年起陆续入驻，香港吕志和家族为主要股东的银河娱乐，以及何鸿燊二房独子何猷龙与澳大利亚皇冠集团合组的新濠博亚阵营也加入到澳门赌业市场来，分别持有所谓“三正三副”共六个博彩经营执照，形成美资与港澳资金分庭抗礼的格局。

今年3月，崔世安主动宣布延长两份博彩经营权执照至2022年，使全澳门六个赌权同时到期，同时意味着这块烫手山芋将彻底留给贺一诚处理。

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港澳观察人士联想到美资赌业巨头可能在澳门博彩执照博弈中受到牵连。澳门《新华澳报》去年6月就已警告说：“‘赌牌重投’完全可能成为中美政府之间的筹码之一，美资博企从澳门博彩市场退出，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甚至提出“澳门特区政府在处理赌牌问题上，必须主动向中央政府请示，并服从中央政府的安排”。

2006年北京在《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十一五规划）里就已提出“支持澳门发展旅游等服务业，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此后，2011年《十二五规划》、2016年《十三五规划》都能找到类似表述，何厚铧、崔世安两任特首的施政报告脱离不了这概念，就连贺一诚的胜选演说都要说上一句“实现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贺一诚在当选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他只曾与博彩企业负责人讨论如何进一步做好其社会责任，例如透过加大在澳门本地采购经营物资来帮助本地中小企业。

贺一诚说：“你说（赌场执照竞投）敏感不敏感，我说过了，必须待我们法律修改过以后……有法律，没有事情是敏感的。依法施政的事情何来敏感？”

澳门地方小，人口少，但经济收入水平十分高。统计暨普查局数据显示，2018年澳门本地生产总值（GDP）为4403.16亿澳门元（545.18亿美元；3898.62亿元人民币），人均本地生产总值（GDP per capita）为666893澳门元（82571美元；590476元人民币）。澳门人均本地生产总值是香港的1.7倍。

同期博彩监察协调局录得幸运博彩毛收入3028.46亿澳门元（374.97亿美元；2681.72亿元人民币）。统计暨普查局尚无2018年产业结构数据，但从2017年数据看，博彩业贡献澳门整体经济49.1%。

如此“一业独大”的状况，20年来几乎从未改变。即便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开展反腐败运动，曾使澳门博彩业毛收入在2014年至2015年间应声下滑长达26个月，但这数字从2016年8月起逐步回升。

澳门有许多居民从事荷官等博彩业工作。

民主派议员苏嘉豪向英国记者指出，“三年后还有没有中美贸易战，大家根本说不准。但关键是外资赌场对澳门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能忽视”，要是2022年重新竞投执照时真出现赶走美资的氛围，“那你试试看咯。澳门能不能经历这么重大的经济动荡？”

苏嘉豪相信贺一诚将务实、稳健处理博彩执照重新分配，但他指出，现在确实是特区政府最有议价能力的时候，贺一诚新政府该趁机督促博彩企业肩负起更多社会责任。

余永逸教授认同北京在澳门博彩执照批给问题上确有角色存在，中美两国能否在贸易纠纷中达成协议，将影响到美资赌场——金沙、永利与美高梅——寻求延续执照的风险有多高。

余永逸教授对英国记者说：“我估计大家（博彩企业）希望能在这两三年争取到时间，中美两国能达成协议，那就可以在更稳定的环境下去处理美资赌牌在澳门的角色。”

他还指出，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案示威间接让香港成为中美贸易战其中一个战场，澳门社会不愿意看到同样的事情在澳门发生，因此在博彩执照问题上，特区政府情愿采取“拖字诀”，配合北京，避免事态恶化。

财金界事实上对习近平提出之粤港澳大湾区能为澳门博彩业带来的潜在客流感到乐观。专门投行联合博彩集团（Union Gaming）合伙人格兰特·戈弗森（Grant Govertsen）前不久对澳门《平台》双语周报说：“很难想像目前局势会发生重大变化。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六个赌牌将继续保持下去。新政府没有时间重新制定法律并改变一切。”

2. 公共行政改革

2014年"反离补"抗议是澳门近年少见之大规模反政府群众运动。

贺一诚参选政纲首项是“提升公共治理水平”，这包括“解决机构重叠、职能交叉、权责脱节等突出问题”，“加强廉政建设”，“推进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善用政府公帑，提升公共财政效益”。其中，他在一场面向公务员的候选人座谈会上提出“不能让民粹牵着政府的鼻子走”，不能“一游行就要改（凡是有人游行抗议就要修改政策）”。

澳门过去五年确实出现过群众上街抗议后，特区政府主动撤回立法草案的事件。2014年，《候任、现任及离任行政长官及主要官员的保障制度》法案被质疑是崔世安试图立法“自肥”，2万人上街游行“反离补”，崔世安政府结果撤回法案；今年7月，崔世安按照其2014年竞选连任政纲，提出成立类似主权基金的600亿澳门元“澳门投资发展资金”，但旋即被质疑是其为自己卸任后铺路，是又一场“离补法”闹剧。结果投资基金法案尚未引发游行，就已被暂缓讨论，贺一诚也称目前不是恰当的投资时机。

余永逸说：“澳门政府其实有个很大的弊病，在政策制定过程当中，通常就是提出一个方案，当民间觉得这方案有问题，甚至有很大声音时，政府就退回，就是没有办法做好跟市民的沟通。”

“政府需要做好其政策制定的研判，要清楚说明政府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去做。用香港的术语，这‘初心’（立法初衷）是否大家能接受，是的话，就不应该因为有个别人员抱有民粹的想法就不去做。”

苏嘉豪对此略带观望态度。他指出，贺一诚在澳门与中国全国层面从事立法工作多年，但缺乏行政经验，“到他执行这些行政改革，必然会遇到来自一些既得利益者的阻力，这就得考验他政治能力，看他能否最终选择公共利益，落实其政治改革，从而迈向良好公共管治，而政制改革就是公共管治的核心”。

3. 民防法与谣言罪

台风天鸽、山竹吹袭澳门过后，崔世安政府出台《民防纲要法》草案。

贺一诚这段公共行政政纲还包括一条“构建民防机制，加强公共安全”。强台风“天鸽”灾难刚满两年，当时因澳门半岛西北部内港区“例常”发生海水倒灌，淹没低洼街道与地下停车场，造成10人死亡。澳门市民持续拷问防洪等民防措施何时完成。

但就在此时，立法会正在审议的《民房纲要法》草案就因出现了一条“谣言罪”而引起争议。按照草案第25条之规定，此罪一旦成功立法，一经定罪，最多可处以三年有期徒刑。澳门传媒工作者协会质疑该罪目前定义模糊，要求撤回，澳门葡英传媒协会也对有关条文表达“莫大担忧”。贺一诚在选前曾表态称，“谣言罪”只须修改清晰即可，而且只要政府发布信息清晰，谣言就不会存在。


苏嘉豪指出，目前法案已经在立法会常设委员会内作“细则性审议”——相当于香港立法会二读中止待续，并交法案委员会审议——整件事情显得有点进退维谷，“除非最终被投票否决，但立法会从未试过这样”。

澳门立法会暑期休会将于10月中结束，而“细则性审议”属初步审议阶段，还须与政府之间就个别条文来回交涉，苏嘉豪说目前不好判定会否延至贺一诚就任后才通过《民防纲要法》。

余永逸则认为：“现在的氛围……《民防法》通过的机会不多于50%，而这跟香港有关。”

“香港目前的状况（反《逃犯条例》修订案示威）对澳门的影响其实存在，只是没有浮上水面。”余永逸指出，《民防纲要法》草案其实还有针对“重要社会安全事件”实施该法之条文，而此类事件即包括了游行示威。香港当前局势会让澳门市民联想到特区政府会否把任何游行示威视为灾难，继而实施言论等管制。加上澳门媒体记者都在担心“谣言罪”入罪过于容易威胁其工作，都构成了重大施政风险。

“十一国庆（中共建政70周年）马上要到了，年底也有回归20周年，我们是否要不管公众不断升温的情绪去通过（《民防纲要法》）？会否给国家在（处理）香港事件上添忙添乱？我觉得这是不合时宜的一件事情。”

4. 原地踏步的政制改革

以新澳门学社为首的澳门民主派曾经提出于2009年实现特首与立法会双普选的愿景，后来演变成要求于2019年实现普选特首。如今两个目标都没有实现。学社星期一（26日）发表其主办之“普选特首民间投票”结果，称5698名参与此投票之澳门市民中，93%赞成普选特首。

余永逸教授认为目前澳门跟香港不同，存在着推动普选的氛围。此前400名选举委员的选举过程中，出现教育界和劳工界差额选举，而非全数等额选举，就是其中一个迹象，“北京也愿意看见澳门选举有所改变，甚至慢慢引入竞争”。但达致普选特首将是“很遥远”。

苏嘉豪稍早前与贺一诚会面时，获对方承诺在任内提出启动澳门政改，而双方都不否定启动与否决定权在北京。但苏嘉豪对英国记者指出：“他（贺一诚）很清楚中央的态度，要是香港局势不能稳定下来，澳门能不能重启政改？他认为几乎没可能。”

“香港问题是否必然决定澳门的命运？我认为未必，反而澳门该比香港更让中央放心，可以实施普选。澳门越晚起步，深层矛盾越多，到时再做普选就太晚了，也实现不了贺一诚所说长治久安的目标。”

贺一诚当选后被记者追问对现存选举制度的看法时，留下这几句说话：“我们一定尊重现在的选举制度，现在的制度如此，你让我讲别的（选举）方式，我没法讲。有没有认受性，我不知道。”“行政长官有两顶帽子，第一顶帽子，特区行政长官向中央负责，特区政府的行政长官得向市民负责。你该补补课，不是中央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5. 应对传统核心人物

澳门各式工商与同乡组织肩负了政党功能。

余永逸教授特别认为，贺一诚从澳门社团政治的非核心人物变成核心，他就任后的最大挑战，其实是如何应对传统社团政治精英，与他们合作。

2010年五一劳动节，当时崔世安上任特首不足半年，当天的劳动节游行爆发严重警民冲突，41人受伤，包括警察和记者。余永逸教授说：“当时有一个看法，就是这些工人走上街头，有可能是某些幕后的既得利益集团，想要给崔世安施以下马威，让他别搞很大的改革，削弱传统精英势力。”

“贺一诚在竞选期间也说：‘我不懂分饼仔的（我不懂瓜分利益）。’那是否意味着要跟传统利益集团保持距离？这些传统利益集团会否给贺先生一个下马威？”

“要是你不能摆平传统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再分配，其他改革都只会举步维艰。”

苏嘉豪则认为，虽然贺一诚不属于传统三大家族，但身为中总副会长的贺一诚还是靠近这群体。

“这也是澳门该思考的问题：一个特区的管治不该沦为大家族的管治。我们尽管看看会否有一番新气象，毕竟这并非私人生意。”

“好的改革市民不会反对，反对的声音只会出自既得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