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 29周年：真相、遗忘与分化！

开开心心

1989年6月3日夜晚，枪声和喧闹声响彻了仲夏之夜的北京。大批军人，四面合围进入城市中心地带，坦克隆隆，倾轧长街，血迹满地，一个平凡的日子变成历史的分界点。

29年过去，仍有人记得那一批人的血泪和勇气，记录、追逐未解的真相，也有人无意或刻意选择了遗忘与淡化。

传统的观念认为时间相隔越久，历史真相就越有机会水落石出。无论这样的观点是否正确，至少在“六四”这一事件上，每当周年纪念日，都会有或多或少的新的信息或观点会被公布于众。

邓小平的“政变”

今年“六四”天安门事件29周年前夕，中共元老李锐的女儿李南央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对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秘书鲍彤的采访，再度引发对历史真相的讨论。

鲍彤在访谈中称，当时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正如前领袖毛泽东一样，最为关心的是其身后的政治遗产。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仔细对比可以得出结论，由于废黜胡采用了“党内生活会”的非合法程序手段，留下后人诟病的口实。胡耀邦去世不久，邓小平就已经担心赵紫阳会在将来推翻他废黜胡的决定，成为中国的“赫鲁晓夫”。为了要让赵紫阳下台，邓小平精心布局，不仅积极促成对学生运动的镇压，也达到了废黜赵紫阳的目的。

鲍彤认为，自始至终，“六四”的主导者就是邓小平一个人

在他的分析中，赵紫阳在胡耀邦去世后的一次政治局常委会的话让邓小平警觉，“胡耀邦是我们党的领导人之一，他去世了我们大家都很悲痛，我们党自己在哀悼耀邦，我们没有理由不让学生哀悼”。

鲍彤认为，自始至终，“六四”的主导者就是邓小平一个人，是邓小平为了保存自己百分之一百布尔什维克的历史定位而“个人谋划的、矛头对着赵紫阳的一场政变”。

在这之前，也有政治学者提出过类似观点。早在2010年，多年研究中国政治问题的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系和历史系教授吴国光在《李鹏“六四”日记》导言中说，根据日记中的信息及其他资料，他研究得出结论：“四月二十三日晚上，而不是等到四月二十五日上午，已经有超乎李鹏的政治权威，针对学潮做成了重要决定，确认学潮为‘反革命动乱’，并要求当时主持政治局常委工作的李鹏立即采取强硬方针。我认为，这一政治权威，只能来自邓小平。”

“李鹏此书明确透露，邓小平是一九八九年北京部分地区军事戒严的提议者和决策者（‘五月十七日’一节），也是六月三日天安门“清场”方案的最后批准者”，吴国光写道。

美国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近日对BBC中文表示，鲍彤为研究1989年天安门事件提供了重要的新分析，邓小平可能确实如他所说操纵了这次抗议活动。

他还表示，无论鲍彤的分析是否准确，三个基本的事实没有改变：“1）邓小平下令屠杀；2）屠杀的目的是为了确保独裁政权继续统治；3）整体来说，目的达到了。”

封杀

一篇文章虽然引发对真相的追逐，但对于抗争者们来说，“六四”是在中国内地难以公开讨论的话题，真相更是难以企及的事情。

中国官方将“六四”事件描述成“1989年政治风波”，称极少数人自由化分子以悼念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为借口，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 当年《人民日报》著名的“4.26”社论仍然被官方认可：“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从根本上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纪念“六四”的活动在内地被禁止。2014年“六四”25周年，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在家中举行纪念“六四”研讨会，但是三日后数名与会者被刑拘，包括郝建本人、哲学学者徐友渔和维权律师浦志强等。2015年，浦志强因煽动民族仇恨罪和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纪念六四的活动在内地被禁止

中国严格审查报刊、杂志、互联网上所有与“六四”有关的内容。在内地的搜索引擎上，搜索“六四”只能看到官方媒体的内容；社交媒体上，与“六四”有关的词语，如“天安门事件”、“坦克人”等都已经被一一封锁。任何有关“六四”的书籍均无法在中国大陆出版，对“六四”的回忆与反思的文字记录，多年只能通过香港出版公布于众，而随着香港独立出版业的全面被打击，仅存的对历史真相的保存与发掘渠道，变得愈发稀有而艰难。台湾的出版市场也越来越暴露于北京的资本与政治觊觎之下，几代中国人的记忆如何保存并流传，前景令人忧虑。

十八大以来，内地一大批维权律师和异见人士被抓捕、判刑，舆论空间不断紧缩，社会气氛紧张，纪念“六四”的任何政治表达和个体行为，都被严重监控和扼杀。

遗忘与分化

严苛的信息封锁和封杀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历史记忆的遗忘和丢失。内地的悼念情绪不断被压制，在中国领土上，多年来用其特有的政治法律制度呵护纪念烛火的特区香港，悼念的热度也因政治社会诸多复杂原因，开始减弱。

自1990年起，香港维多利亚公园每年举办烛光晚会，支持民主运动的香港本土和内地人士均到场参加。数十万市民擎起一盏烛光，致敬历史和“六四”死难者的场面，震撼世界，也让世人相信，中国人并未遗忘。民主尚有希望。支联会认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香港人当然要支持和帮助中国发展民主。香港维园“薪火相传”，“念念不忘”的悼念场面，29年来温暖了无数亲历者的悲凉，组织方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打出“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五大纲领。

香港各种本土政治思潮不断兴起，香港对“六四”纪念的活动诉求和阵营逐渐分化。2013年起，部分民众开始在尖沙咀举办悼念活动，与支联会切割。2014年爆发的雨伞运动，大量在八九之后出生的香港本土青年的政治热情和参与意识被前所未有地激发。而近80天的占领中环和街头抗议，未能让北京政府允许香港进行无筛选的行政长官普选，令不少香港人有感在中国治下香港实现民主无望。香港本位的本土思潮在雨伞运动后，支持度有爆发性的增长，小部分人更认为香港应脱离中国独立，才有实现民主的可能。

2015年，香港学生组织香港专上学生联会第一次不以团体名义在维多利亚公园参与纪念活动，已经退出学联的香港大学学生会选择在香港大学中山广场举行自己的集会。

不少香港年轻人认为，香港人应该着眼于自己的民主建设，平反“六四”是中国内地自身事务，与他们无关。

近年来，维园烛光晚会的参与人数在不断下降。根据支联会的统计，去年出席人数为11万，比2016下降1.5万，是9年来最低。

根据香港大学今年最新的民意调查，香港市民认为中国现时人权状况较1989年恶劣及估计三年后中国人权状况会比现时恶劣的比率升至1993年有记录以来新高，同时认为没有责任推动中国民主发展的比率再次录得1993年来新高。

林培瑞认为，许多中国年轻人对“六四”不感兴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件事，即使知道，也是仅仅知道政府对“六四”歪曲的叙述。

“即便中国人现在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社会，对‘六四’失去兴趣也是自然的事情。随着时间流逝，让人记忆深刻的事件不可避免地会被淡忘，或者至少不再那么激励人行动，”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孔杰荣（Jerome A. Cohen）说，“比如，我清晰记得珍珠港事件、罗斯福之死、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以及马丁·路德·金被刺杀，但这些事情今天已无法激励到我去谈论、写作和游行了。”

“然而，中国人从不被允许知道‘六四’的真相，年轻人尤其不知道，他们来美国继续学业时就能看出来，我的一些中国学生知道这起悲剧和后续事件时感到十分震惊，”孔杰荣对记者说，“人们自然会对现实感触更深，被现实影响更多。那些获得了个人成功、对反腐运动十分满意的中国人通常并不想回忆起不愉快的过去，但是经历了1989年事件、关注知识和政治自由、公正和人权的老一辈人仍然记得‘六四’的重要性，即便他们明智地不公开表现出来。当然，一些律师等有足够勇气为人权奋斗的人希望结束当前习近平的压制。”

2017年，主办方支联会称有11万人参加香港的烛光晚会。

“八九”民运学生领袖之一、现居美国的王丹则完全可以理解年轻一代对“六四”不了解甚至淡漠的情绪。

“‘六四’后一直到今天中国就不允许再讨论政治民主化这些事情，讨论是有政治危险的，这种情况下任何正常人都会有自保的心态，”他说。

但是他也质疑这种态度的真假，“我觉得大部分人并不是不想知道‘六四’怎么回事，是不敢公开参加‘六四’活动，不敢公开讨论六四的事情。他们是不敢有兴趣”。

纪念

今年6月4日，香港维园仍然会燃起烛光。台湾人权促进会、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等多个台湾公民社会团体也会在台北自由广场举行纪念晚会。

29年过去，今天应该如何纪念“六四”？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郭于华认为，对于任何一件在中国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首先要弄清事件的真相。

“有了真相有了分析才谈得上怎么评价以及在这个过程有哪些反思，”她说，“首先第一步我们都还没有做，后面人们的忘却和不了解都是必然的。”

在王丹看来，不管中国政治气氛如何，纪念是一定要做的事情。

“我们短期内不对‘六四’翻案抱太大的期待，我觉得习近平任内是根本没有可能性的，”他说，“可是我觉得共产党那边翻案不翻案是一回事，我们这边做不做纪念，是不是把它当成一个历史记忆，每年都提出来让大家不要忘掉那段历史，是我们的事情。

“不吸取经验教训，怎么能把未来的路走好呢？”郭于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