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港片《中英街1号》为何引发“漂白暴动”争论！

开开心心

《中英街1号》剧照

赵崇基导演拍摄的《中英街1号》电影还没有正式上映，就已经引起很多两极化的评论。赵导演在一次影后分享时，慨叹电影的拍摄工作刚结束，就要开展另一场战役（指要应对批评者的责难）。

批评者的焦点集中在质疑他是否替香港“六七暴动”漂白或平反。赵导多次强调完全没有这个动机，只想比较两代年青人在面对社会不公时，如何思考、如何行动。

笔者认为，《中英街1号》之所以会引起这些疑虑，有两大原因。

第一，从电影本身看，导演在处理“六七暴动”和“雨伞运动”时，手法不够公允，给人一种电影似乎在为“六七暴动”漂白的强烈印象。这些不公允的手法包括：

1.用大量的影像和声音、对白来表达左派对“暴动”的观点和叙事，但对左派在暴动中的恐怖主义行径，却只有轻轻一句话（只有声音没有影像）带过。

2.主角游学修在“六七暴动”时的形象是正气的，宁可死在木屋也不到医院求医以免暴露工人的行踪，但他在“雨伞运动”中却是一个不敢面对运动失败而“潜水”（粤语：指躲藏起来）逃避责任的人。这一点和事实有很大差距，因为“伞运青年”中，除了黄台仰（按：“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一人勉强可以说是“潜水”外，其余都是勇于面对刑责的。在导演的处理下，同一个主角在“六七暴动”中正气凛然，在“雨伞运动”中却龟缩起来不负责任，这就不可避免地让人联想到他在美化暴动。

3.导演略去两场运动本质上的政治差别及时空背景，却突出“行动”和“爱这块土地，所以愿意为它付出”（大意）为两场运动的共同点，客观效果就是要观众把对“雨伞运动”的同情和支持，折射到“六七暴动”，无形中就合理化了“六七暴动”的一些恐怖主义行径（都是“爱”和“行动”的结果）。

所以，如果说电影引起疑虑，导演的处理手法是主要的原因。

《中英街1号》剧照

第二，香港左派近年为“六七暴动”平反的活动越来越高调，引起社会不安。

自从2001年前香港特首董建华颁授特区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给暴动的标志性人物杨光之后，左派就一直默默地为平反“六七暴动”做工作。两名左派立法会议员黄定光和陈鉴林（前议员）就曾在立法会公开撇清左派与当年两宗恐怖主义袭击（一是活活烧死林彬；二是炸死清华街两姐弟）的关系，甚至不惜撒谎说有人栽赃嫁祸左派。

近几年，左派年年到坟场拜祭当年被打死的左派人士，并公开声称这些左派暴徒是民族英雄。这种美化暴动的心态可以从工联会荣誉会长陈婉娴最近一番言论看出。她在批评梁天琦（前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因2016年旺角骚乱被判暴动罪成）等年轻人时说：“出于爱护国家、保护民族、对抗敌人的冲动，利益归于人民，可以理解和接受；但当冲动是针对自己民族，自己国家，又或是被有心人煽动，伤害人民，则没有包容的余地。”

她又说：“暴动两个字于我并不陌生，当时社会腐败，殖民地当权者的压迫充斥着歧视、欺压，前辈们的出发点是贫苦大众的利益。我见不到今天这两个字的背后意义，能跟那些年相比。”

陈婉娴这种“褒六七暴动、贬雨伞运动”的基调，同《中英街1号》何其相似。事实上这就是左派对这两场运动的基本态度。赵导演可能是不自觉地受了这种论调的影响才会制作出一部引起争议的电影。

香港左派为“六七暴动”平反的活动最近已经上升到中央层级。去年12月，一个“香港资深爱国工会工作者访京团”（成员包括《中英街一号》投资者石中英），在中联办社工部部长杨茂带领下到访港澳办，由港澳办副主任黄柳权接见，听取他们提出平反“六七暴动”的诉求。对此，黄柳权表态：“六七反英抗暴斗争是一场反帝反殖的爱国行动，是为捍卫国家和民族作出贡献，是英勇的。”黄柳权更承诺，会向中央最高层写报告，请求作出正面的及公开的回应。如果真写报告，则平反也就进入议事日程了。

同时，香港人也不安地看到，中共正在开始美化文革。今年1月10日，微信公众号“讲史堂”披露，中国新版历史教科书的当代史部分出现重大变化。在中国当代史部分，新版教科书删除了旧版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课。关于文革的内容则与旧版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探索”合并，统称为“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旧版本形容文革是“动乱和灾难”，这个表述被删除，改而说，“人世间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业，世界历史总是在跌宕起伏的曲折过程中前进的”，从而大大淡化了文革的灾难本质。

由于大陆现在已经出现为文革平反的暗潮，作为文革延伸物的“六七暴动”得到平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令香港社会感到不安。

在这种竭力为“67暴动”平反的背景下出台的《中英街一号》，由于导演的不对称处理手法，使它无形中契合了左派“褒六七暴动、贬雨伞运动”的主旋律，因而引起人们的担忧和议论，非常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