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记者感慨讲述新疆之行 揭批舆论操纵幕后黑手

仲国民

2019-08-12 00:57 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记者 白云怡 刘欣】“新疆之行，彻底打破了我们过去存在的偏见!”这是多名土耳其记者在走访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后最大的感受。众所周知，土耳其是世界上最关注中国新疆政策的国家之一，但受“东突”势力的欺骗和煽动，一些土耳其民众，包括媒体人在内对新疆抱有不少误解和偏见。然而，当土耳其《民族报》《星报》《光明报》等媒体的记者到新疆实地参观、调查后，他们完全颠覆了自己长久以来的认知。《环球时报》记者日前翻阅多篇土耳其新闻同行在走访新疆后撰写的报道，并与他们深入交流。土耳其同行表示，新疆文化生活丰富和宗教信仰自由，他们在新疆的所见所闻击碎了一个又一个谣言，通过和当地人以及与当地政府的沟通，他们也开始逐渐理解新疆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教培中心)对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的重要意义。

　　见到被谣传“已死”的维吾尔族音乐家

　　到了新疆，让土耳其记者产生巨大冲击的是一位名叫阿不都日衣木·艾衣提的维吾尔族音乐家的“重现”。今年2月，土耳其政府突然发布一则措辞强烈的声明，称艾衣提在新疆的“再教育营”中被虐待致死，并据此要求中国立即关闭教培中心。有西方媒体还说，因歌曲中含有“祖先”一词，艾衣提被判入狱8年。然而，7月19日，土耳其《民族报》的记者卡拉卡什和其他土耳其同行在艾衣提位于乌鲁木齐的家中见到了这位被传“已死”的音乐家。卡拉卡什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当时注意到，艾衣提的身体状态很好，回答问题很流利。卡拉卡什说：“我在艾衣提的眼睛里可以看到快乐。我没有观察到任何艾衣提曾被虐待折磨的迹象。”艾衣提告诉他们，自己是一名“国家级艺术家”，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在歌舞团工作，每月可以“从国家手里拿1万元的工资”。当卡拉卡什问他是否真的入狱8年时，艾衣提的回答是：去年出于一些原因，他的确曾接受过调查，作为嫌疑人被警方控制了两个星期，但最终调查结束，他被证明没有任何问题。

土耳其《民族报》刊登记者卡拉卡什采写的中国新疆行系列报道。这篇报道所用图片为卡拉卡什(右)采访曾被土方谣传“已死”的维吾尔族音乐家艾衣提(左)。　　

土耳其《民族报》刊登记者卡拉卡什采写的中国新疆行系列报道。

　　土耳其《光明报》记者吐奇·阿科奇在相关采访后的报道中这样写道：“疆独”分子一直拿艾衣提制造事端。这名游吟诗人被称为“都塔尔演奏之王”，他的民歌充满生活气息，但却常被“疆独”分子用作反华宣传的工具。因此，“艾衣提被迫害致死”的谣言很容易激起反华情绪，许多土耳其政界人士就这一所谓事件开始指责中国，甚至土外交部也在没有调查清楚真相的情况下谴责中国，并一度导致两国关系紧张。然而，土耳其媒体人亲眼看到，与分裂分子的说法相反，艾衣提本人在中国生活的十分幸福。阿科奇这样描述见到艾衣提时的场景：“当时，有记者问艾衣提，‘维吾尔族民众幸福吗？有什么困难吗？’他回答说，维吾尔族人没遇到什么困难，‘我们是中国56个民族中的一员。每一个民族都是平等的，我们各民族很团结，而且(未来)必须要更团结、更紧密。”

　　图7土耳其《光明报》记者吐奇·阿科奇(左)采访曾被土方谣传“已死”的维吾尔族音乐家艾衣提(右)。　

　　结束采访时，艾衣提送给卡拉卡什一件都塔尔乐器作为礼物，并通过他向关心自己的土耳其人民问好，希望“两国间能有更多沟通，关系越来越好”。带着艾衣提的期待，卡拉卡什回国后很快在《民族报》上刊登了有关艾衣提真实现状的报道，随后还有大量土网络媒体转载。卡拉卡什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这是一次很成功的传播，我非常高兴。”在报道中，他还这样感叹：“其实中国之前早就发布了艾衣提仍然在世的澄清视频，只是毫无意外地，以英国广播公司(BBC)为首的西方媒体并没有传播它。”

　　看到的是世界反恐范例，不是“黑暗图景”

　　赛里夫·阿赫麦特是土耳其《星报》的国际新闻编辑，自认为对中国现代的政治经济发展问题很了解，“但新疆仍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地方”。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自己此前对新疆的了解基本都来自西方媒体的报道，而这些报道的“消息源”大多来自“东突”组织。在今夏的新疆之行后，阿赫麦特已将这些斥之为“虚假新闻和舆论操纵”。

　　土耳其《星报》的国际新闻编辑赛里夫·阿赫麦特(中间位置穿黑T 恤、戴眼镜者)在新疆采访。　　

　　“曾经，我也认为新疆的维吾尔族生活在巨大压力之下，即使是我们(国外的穆斯林)去乌鲁木齐，也会很不安全。西方媒体最常说的有三点：对人民的压迫、对伊斯兰习俗的禁止和‘集中营’，因此，我想象中(的新疆)完全是一幅黑暗的政治图景。但现实与此完全相反。”阿赫麦特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非常坦诚。让这名土耳其新闻人印象最深的是乌鲁木齐市中心清真寺里做礼拜的人数之多，他说：“我去的时候，那里简直可以用拥挤来形容。而一名维吾尔族百姓告诉我，周五来做礼拜的人数比这还要多。”阿赫麦特还走访了新疆的伊斯兰教经学院，他认为那里的很多学生对教义的掌握和理解都非常出色。而更让他吃惊的是，经学院学生还有机会在中国政府的资助下前往埃及进修，以便将来成为当地广受尊敬的、会阿拉伯语的伊玛目。

　　卡拉卡什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看到的新疆根本不是“很多人以为的那种地方”，“我的偏见被打破了”。他以前认为维吾尔族无法使用自己的语言，也不被允许拥有自己的文化和生活自由，但当他夜晚乘出租车来到维吾尔族人居住的地方时，看到的却是他们在街头和广场上载歌载舞的场景。卡拉卡什说：“这让我非常震撼，你站在街头就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安宁和幸福。”

　　值得一提的是，在实地考察结束后，绝大多数土耳其记者对新疆教培中心的“错误猜想”也彻底改观。“来到教培中心，我们终结了所有舆论中传播的谎言。教培中心给全世界在反恐问题上提供了一个范例。这里可以预防犯罪，可以接受知识启蒙，将一些人从恐怖分子的影响中解救出来。”《光明报》记者阿科奇先后走访了位于和田和阿克苏的两个教培中心。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通过与50多名教培中心学员聊天，他了解到这些人不懂得法律，对科学也没有基本的认知，许多人曾经被地下传教者“洗脑”。而在教培中心里，所有课程都在强调科学与法律。“这是消灭恐怖主义的根源，不只是打苍蝇，而且还要清除泥塘。”阿科奇这样形容说，近年来发生在新疆的变化是“一种现代化的突破”。他特别强调，自己在教培中心里的采访没有被任何中国官员监督、限制和干预，“我感到所有学员对我的讲述都是真诚的，因为我盯着他们的眼睛，如果有任何谎言，我一定会感觉到”。

土耳其《光明报》记者吐奇·阿科奇在和田清真寺采访。　　

　　《光明报》的一篇报道做了如下描述：在教培中心的学员里，帕提玛古丽·伊斯拉木的故事是最具启发性的一个。2005年，仅13岁的帕提玛古丽落入一个维吾尔族黑帮组织的手中，从此被强迫参与盗窃活动，并被殴打折磨。随后，她经历了两段被迫的宗教婚姻，并在此期间被灌输“维吾尔族是穆斯林，汉族人都是异教徒，所以我们要偷他们的钱财”。直到今年，帕提玛古丽被解救出来。文章写道：“她告诉我们，她在教培中心学习了普通话和维吾尔语，知道了什么是违法行为，也懂得了如何用法律捍卫自己的权利。”

　　《光明报》还援引新疆一名官员的话称，中国对暴恐分子、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所采取的态度，和对被他们欺骗的无辜公民的态度不同：前者有意识地以鼓吹宗教极端思想的方式给普通民众洗脑，以谋求分裂新疆的政治目的，而后者由于识字率不高、法律知识欠缺，很容易被前者欺骗。这名官员表示，教培中心实际上类似一种对后者所犯轻微过错的“赦免”举措，也是一种“加紧预防”性质的措施。《光明报》的报道让土耳其读者从这名官员的解释中知道：“在宗教事务中，国家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如果政府不作为，就很容易出现宗教滥用和投机行为，继而产生宗教极端思想。”

　　抹黑新疆问题的“幕后黑手”

　　在与卡拉卡什等同行的交流中，《环球时报》记者了解到，在土耳其，大部分民众仍对新疆的情况存有很大误解，并因此对中国的新疆政策持保留甚至反对态度。他们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源于土耳其民众在新疆话题上完全被“虚假扭曲报道所操纵”，而民众由此被激起的情绪也进一步被该国国内部分政客利用。阿赫麦特认为，土耳其人能看到的新疆新闻的信息源几乎都来自“东突”分子的虚假信息。他们中的很多人从上世纪70年代起就居住在土耳其，有基金会、协会、非政府组织等多种形式，其头目和一些外国政府也有关联。而一些与宗教极端主义有关的政治团体又进一步放大这种舆论操纵，以此赚取更多政治优势。阿赫麦特表示，还有一部分土耳其政客把涉疆问题当作影响政府的工具，他们希望看到土耳其与美国更靠近，并不断试图在土中之间制造更多冲突。在土耳其国内这样的舆论氛围下，阿赫麦特在从新疆返回土耳其后，甚至一开始没敢撰写报道，他说：“因为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太危险的话题”。

　　中土两国关系的好转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被认为将有助于让更多土耳其人看清事实真相。阿科奇表示，新疆在对全世界都有重大影响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地位重要，因此土耳其有必要让其公众正确地了解新疆议题，“那些虚假信息需要得到纠正”，西方媒体在这一议题上的话语霸权也应当被打破。他表示，自己将继续观察并撰写介绍新疆真实情况的文章。

　　北京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昝涛8月11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一段时间以来，加强对华关系已成为土耳其平衡外交战略中日益重要的“砝码”与发展趋势。中土间联系与交流频次的提升，将增强两国间现在还十分有限的了解，有助于更多土耳其人能更客观、更理性地认识中国的新疆政策。

　　“埃尔多安总统7月初的中国之行对土中关系来说非常重要。”阿赫麦特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此访结束后，土耳其没有加入西方阵营联署攻击中国新疆政策的公开信就是一个明证。但他认为，如果想彻底破除土耳其人对新疆的误解，中国还需要通过大众传媒更有力地传播真相，更好地向土耳其人解释其治疆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