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貧富差距太大了社會是無法建立起信任的

仲国民

來源: 海外網/日期: 2017-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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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在北京召開，昨天習近平( 專題 )也在開幕式上發表了講話。 這一由中聯部舉辦的活動，吸引了全世界近300個政黨來華。
政黨是現代政治的主導力量。 為什麼會有如此多的政黨來中國討論治理實踐和發展模式？ 這次對話又將對世界造成何種影響？ 12月1日下午，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先生接受了俠客島的專訪。
1、俠客島：鄭教授好，距離上次您做客俠客島直播已經有一陣子了。 作為特邀嘉賓，您如何看待此次中共與世界對話會？
鄭永年：其實很有趣。 大家可以發現，現在主權國家有各種交流平台，比如聯合國等；資本的、經濟的交流也有不少平台，比如達沃斯、WTO、各類高峰論壇；民間交流、NGO平台也很多。 但恰恰是現代政治的主流，也就是政黨，政黨間溝通的平台非常少，沒有世界性的對話機制。 我們看到西方政黨也好，很多多黨制國家，他們的政黨在國內鬥爭、爭吵，但都可以在中國舉辦的這個活動裡對話。 所以，中共、中聯部其實是在做一項很重要的開創性活動。


同樣，我們知道，現在世界範圍內面臨著很大的危機，不管是自身的建設危機還是面臨的治理危機。 相比之下，中共的歷史很長、是世界上人數最大的政黨，其治下的中國則發展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種對比，無疑會引起各方的好奇心。

2、俠客島：是的。 昨天習總書記在講話時有一句話引起了各方的高度關注，他說我們不“輸入”外國模式，也不“輸出”中國模式，不會要求別國“複製”中國的做法。 您怎麼看這樣的表述？
鄭永年：在政黨發展道路上，如果完全照搬照抄，或者關起門來不學習，肯定都是會失敗的。 因此，只有像中共這樣，以我為主，但是敞開來學習，學到的東西才能是自己的東西。
目前西方常常有一種輿論氛圍，就是認為中國在自己強大了之後，可能會輸出自己的模式，強迫其他國家走中國的道路。 這是以己度人。 比如前一段，西方人就說中國在非洲搞“新殖民主義”、“新帝國主義”，事實上當然不是這樣。 畢竟，長久以來，西方最典型的思維就是“I'm the best ”，所以你們都要來學我；但事實上，政黨的發展道路是沒有end of history（歷史的終結），也沒有end of revolution（演變的重點），是一直在演變的。
從另一個角度說，不輸出中國模式，意味著我們是明確自己有“中國模式”的。 我們有，只是自己不輸出而已。 這跟共產國際時代當然不同。 從源頭上來說，所謂中國模式本來就是開放的，是學 日本 、學美國、學新加坡、學香港( 專題 )等等一系列優秀的經驗。 習總書記談中共的執政是根植於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的，而這個基因，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變”；以自己為主體，在不同的時代，賦予不同的內容。
為什麼我們現在這麼強調“文化自信”？ 因為文化自信之後才能學習別人，以自己為主體的學習才會成功，而不是變成別人。 沒有文化自信，其他的自信都是非常膚淺，不能成功的。

3、俠客島：談“政黨”可能太抽象。 這次來華的政黨，有的是在野黨，有的是執政黨；有的目的是要執政，有的面臨的則是執政困境。 您覺得他們能從中國得到什麼？
鄭永年：政黨本身並不抽象。 儘管不同的主義或理論對其有不同的定義，但其實，黨就是人口的一部分，並且在現實中，這群人常常表現為先進分子。 從傳統的西方政黨來看，很多政黨此前就是“俱樂部”，精英分子組成，最後變成了政黨。 列寧對政黨的定義則更明確了，是無產階級先鋒隊，是無產階級的一部分。
但是隨著實踐的發展，政黨也確實開始抽象化。 比如當年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以民主為目標之後，就會變得越來越等級化、行政化、官僚化，進而脫離社會。 有一本書叫做《新階級》，講的就是說，政黨可能在執政後，開始脫離他原本脫胎的那個階級，形成一個獨特的階級。 這樣肯定是要出問題的。 毛澤東 說過，共產黨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直到今天，中共領導人也還在強調這一點。
西方社會目前所存在的所謂“治理失敗”，或者“治理不成功”，其根源就是政黨的失敗。
歷史地來看，在歐洲社會，一些政黨產生以後很長一段時間，也是像中共一樣具有使命感，尤其是社會主義政黨。 但是從精英民主過度到大眾民主以後，就越來越鬆散，平常不存在，選舉時才強調黨派身份。 還有的最終就慢慢演變成一個意識形態、身份政治的東西，比如綠黨就是強調環保，有的強調少數族裔，有的強調女性。政黨應該是綜合性、包容性的，是整合社會的，但是現在越來越分化了，變成政黨領域的身份政治。

為什麼？ 因為西方基本都是“選舉型政黨”，依靠計算選票獲取合法性。 這會產生一個什麼樣的問題呢？ 每一個選區的議員或政黨，就只需要照顧他那個選區的幾張選票，或者50%或者佔多數的選票就夠了，慢慢就不去考慮本身所在政黨的整體利益、也不考慮國家的整體利益了。 以前有所謂“忠誠的反對黨”，我雖然在野，但我從國家角度考慮問題。 默克爾最近面臨組閣困境，因為本身想要聯合的政黨，幾乎是“為了反對而反對”，不考慮這種行為可能會對德國、對歐盟造成怎樣的政治困局。
整天盯著選票，最終就會失去選票。 如果一個政黨太過於意識形態化、不夠包容，就會像現在我們看到的很多國外的現像一樣，所有人都去爭著分自己那塊蛋糕，但沒有團結起來去做蛋糕，就肯定會出問題。 毛澤東曾經說，“不要當人民的大老爺，也不要當人民的尾巴”。 所謂的“選舉型”政黨就是在當人民的尾巴，甚至是少部分人民的尾巴。 一個政黨，無論被資本、少數既得利益者、還是民粹挾持，都將是不可持續的。
4、俠客島：政黨政治歸根結底是要落實到具體政策上去。 怎樣把黨的理念細化到實踐中去，這很重要。
鄭永年：是的。 怎樣去衡量一個執政黨的performance（表現、業績）？ 社會公共服務這一塊非常重要。因此，社會政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有的政黨經常抱怨得不到民眾信任，但殊不知，信任是需要社會基礎的。 一旦缺少基本的公平、正義，信任就是無法建立起來的。 你那麼富，我那麼窮，你住高樓大廈，我住貧民窟，你覺得我會對你有信任嗎？ 貧富差距太大了，社會就是沒有信任的。
我們知道西方常說中產階級是社會穩定的基礎。 但是美國，二戰之後一度中產階級比例達到70%多，但現在已經不到50%了。 社會出問題後，民粹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紛紛抬頭。 這讓我們似乎又回到了18、19世紀，回到因為社會不公導致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 西方從原始資本主義轉型到福利資本主義本就是因為社會改革推動，現在又倒回去了。 所以，政黨必須要營造出一種公平正義的社會環境。 這不僅僅關係到一個政黨合法性，更關係到它是否能夠獲取社會的信任。
因此，一定要學會自己做判斷。 跟著自己的使命走，就不會產生當人民的“大老爺”或者“尾巴”的問題。 中共是一個有著非常豐富經驗的政黨。 它從一個革命型政黨轉型成為一個執政型的政黨，意義非凡。 在我看來，某種意義上，中共十九大( 專題 )重新規定了政黨的“現代性”。 我們常說“執政黨建設”，到底什麼是執政性的政黨呢？ 國外很多政黨，別說五年計劃了，經常連一兩年內要幹什麼都不知道，中共已經規劃到2050去了。
有這個使命感在， 才能避免被挾持。 我們當然不需要崇尚名牌、奢侈品的黨員幹部，這種“市場化”、“商業化”的行為是“現代”的產物，但毫無疑問，也是中共所要避免的、成為群眾的“尾巴” 。 也就是說，從制度上，我們要把自己建設成一個合格的“群眾之政黨”。 說白了，就是不要把自己變成另一個高高在上的階級，而是依然要保持同群眾的聯繫。
作為一個有著8900多萬名黨員的群眾性政黨，怎麼從制度上保證黨和群眾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是一個非常值得思考的問題，就是怎麼探索出一條將黨和群眾聯繫起來、互聯互通的道路。 我在新加坡，覺得他們的有些做法有值得借鑒的地方，比如他們的每個議員，每週都要接見群眾一次，包括部長、總理在內都是這樣。 其實， 李光耀 也是向中共學習的走群眾路線。 只是他們把群眾路線法制化了，因此顯現出了一定程度的優點。
我個人非常重視習總書記反复提的“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 我們的干部有一種誤區，覺得很多時候自己只要去“頂層設計”就可以了，包括很多有博士學位的官員，高高在上給基層設計方案，但這些人完全依賴學術而缺乏實踐。 這是十分危險的。 “頂層設計”不能脫離群眾，而是要基於廣泛、大量的調查。
現實中當然有各種各樣的問題，有的短期有的長期，有的簡單有的複雜，但怎麼解決？ 需要調研，而不是想當然地推出一些政策。 前幾天俠客島推薦我的舊文裡面就寫到，不能把自己關進“城堡”裡，不了解社會的情況就去做事情，而是要主動打開門，開放性地和社會力量共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