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只有特区政府，没有“地方政府” - 珍珠湾ART

【环球时报赴香港特派记者白云怡范凌志陈青青】香港特区第六届区议会选举25日结束。在不少人看来，这次选举的氛围很不同寻常，甚至称得上是一场“排除万难的选举”(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语)。而投票期间以及选后这两天的平静，也让很多经历了数月混乱的人感到难能可贵。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目前的平静并不牢固，暴力和混乱的泥淖并没有真正跨过。毕竟，过去几个月这个国际化都市的满目疮痍，并非南柯一梦。香港未来的局势会怎样发展？将面临哪些挑战？《环球时报》记者就此专访了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

刘兆佳：单靠一次选举来看它释放的信息是很困难的，特别是这届选举是在混乱的情况下，在很多候选人没办法进行助选活动、无法清晰传递自己信息的情况下进行的。

但可以看到，在这次选举中，建制派支持者和反对派支持者投票的目标是不同的。建制派其实没有特定的诉求，尽管他们对政府处理“修例”引发的危机和自身因此受到的暴力威胁十分不满，但为了不让反对派取得胜利，他们这次很团结地集体奋战，体现出对国家的忠贞。

反对派的候选人构成比较复杂，除传统的反对派政党外，还多了一些过去一段时间暴乱的参与者、组织者，他们想趁此机会把这几年的抗争行动转化成某种政治威望。这批人自身没什么组织，也不接受主流反对党派的领导，只是一种基于有共同“敌人”的机会主义的结合。

刘兆佳：反对派会把掌握的区议会变成一个与特区政府展开政治斗争的平台，以前，他们主要依靠街头暴力和立法会联合向政府施压。反对派还将进一步借此把自己打造成所谓的“民意代理人”，更强烈地逼迫政府回应他们的诉求。我想未来几年内，这样的政治斗争会源源不绝。

不过，反对派想真正通过区议会来夺取特区管治权，也不是那么容易。这里面一个复杂的因素是：区议会的定位与角色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存在很多模糊的地方。这几年，区议会政治化和选举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不仅成为不同政党借此扩大自身、营造民意的平台，也日益演化为各方提出和讨论政治诉求的地方，甚至和立法会也产生联动。但区议会说到底还是一个咨询性质的平台，没有决定权，也没有管治权。基本法明确规定，香港只有一级政府即特区政府，没有所谓“地方政府”。

尽管一般来说，如果政府的一项地区政策遭到区议会反对，政府要重新考量是否继续推进，但决定权终究还是在特区政府手中，只要政府坚持不满足他们的诉求，他们就不具备那样的能量。

至于街头暴力，现在已在逐步减少。因为几个月的暴力不但没有让中央和特区政府让步，反而引来警方更强硬的应对和民众日益不安的情绪，暴力已到达无以为继、开始呈现反效果的时候。所以，未来他们会把斗争重新集中到刚才我们所说的非暴力政治斗争上来。

刘兆佳：按现在的趋势，反对派可能在特首选举委员会中拿到四成席位，但他们仍然无法决定特首人选，因为委员会中建制派还将是大多数。只要建制派内部维持团结，反对派就没有什么机会。的确，建制派此前出现过一些一盘散沙的情况，但那时他们尚未面对这样严重的危机，所以不能用之前的情况套用今后的情况。

总的来看，反对派在区议会胜出对香港当下的政治局势没有根本性改变，但是，它将提升中央、特区政府和建制派共同的危机感，推动它们之间产生更强的凝聚力和联动性。在特区政府处于弱势的情况下，中央和建制派可能推动形成一个更有利于三方合作的机制，这也将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特区的管治模式。

环球时报：最近香港的局势似乎反映出香港青年中“本土派”的崛起，是这样吗？香港的政治格局和社会将受到什么影响？

刘兆佳：过去，香港只有建制派和一些所谓“主流民主党派”，后者的主张相对比较温和，不会采取很激烈的行动，还算有点规矩。但现在的问题是，他们身边出现了一些新的力量，主要以年轻人为主，这些人提出更激进的主张，比如“港独”“公投自决”，还采取激烈的暴力行动，甚至冲击中央驻港机构，这些都是“主流民主党派”不会干的事情。

但是，在目前香港的政治体系里，我还没有看到有激进的“本土派”可以和建制派、泛民“三分天下”的现象，立法会、区议会里边代表“港独”、极端激进分离主义的人也不多。当然，年轻人当中有这种激烈言行的人在增加，尤其在“连登”等互联网平台上，但他们是否已经形成一股明显的政治力量，我有疑问。

有一个问题的确需要注意。这些激进“本土派”可以左右部分现有政客、党派的一些行为，因为后者需要争取支持。所以，我们看到一些老牌反对党被迫走向激进化，他们变得不敢跟暴力割席，因为怕得罪那些人，但他们的激进程度又不能满足这些人的要求。

以本次区议会选举为例，出现了一些候选人既不是公民党，也不是民主党，甚至没什么组织，还参与过街头暴力示威的情况。这意味着反对派的组成越来越复杂。不过，我们也不要把这个激进化趋势看得太严重，因为中产阶级中有一批所谓“开明自由派”，激进势力也不敢太得罪他们。

环球时报：从5年前的非法“占中”到今年的“修例风波”，反对派不断宣扬“公民抗命”“违法达义”等理论。这一逻辑未来是否会反噬他们自身？

刘兆佳：其实现在这些暴力行为已经引起一些主流反对派的担忧，问题是该用什么方式去反对。过去几个月，暴力程度不断上升，实施暴力行为的年轻人年龄越来越小，现在很多香港人心里有怨气，这种情况下，有些市民会比较容易同情暴力实施者，不喜欢也不愿意过多谴责，特别是当暴力对自己日常生活没有太大影响时，他们勉强予以容忍。但是，如果暴力持续不停，恐怕就会有更大的反效果，引起港人对暴徒越来越大的反感，也将切实影响反对派日后的选情。

刘兆佳：我觉得有一些香港人误认为北京有意削弱香港的高度自治或蚕食香港的人权自由，所以产生了一种不必要的恐惧。也正是这种恐惧，让一些年轻人违反法律，损害自己的安全和前途去“捍卫”香港高度自治，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一些明明享受安稳社会的老人会纵容甚至同情这些年轻人的暴力行为。未来，我们需要尽可能地消除这些误解，尽管这个过程可能很难。

环球时报：鉴于您提到的这种误会或反弹，未来特区政府以及建制派该如何更有智慧地推进国民教育等议程，既加强香港与内地的融合，又不至于引发波折？

刘兆佳：以国民教育为例，我的个人理解是，在香港推行的国民教育主要是历史教育，希望港人多了解中国历史，从而增加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另外，也希望港人多了解国家发展取得的成就，了解国家发展可以为香港带来什么样的机遇。从本质上来说，国民教育其实是一种国情教育。

事实上，中央从没有想要强迫港人爱共产党，这不是国民教育等议题的重点，中央只是要求香港不得采取行动和中央对抗，侵犯国家利益。但问题是，推行过程中没能把这些内容解释清楚，于是国民教育就被一些人歪曲为“政治教育”“洗脑教育”等。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时，没说要所有香港人都爱党，而是说要保持香港原有的制度、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包括他们对一些西方文化的认同。这样一可以让香港人安心，二是香港还能继续成为一个西方文化主导的地方，这样香港才能扮演连接国家与国际通道的独特角色。

我想将来一方面是要把政策阐释清楚，另一方面也需要更加从实用主义甚至功利主义出发，让香港年轻人明白，他们要的发展机会可能越来越多来自中国内地和亚洲国家，他们需要紧急补课，增加对内地和亚洲的了解，否则，怎能抓住机遇？

环球时报：香港特区高等法院日前裁定《紧急法》部分条款不符合基本法，随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表了针对性谈话。25日，特区政府就此向高等法院上诉庭提出上诉。您认为，在司法领域的斗争是否也会更加激烈？

刘兆佳：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表态进一步说明，国家越来越从国家和政权安全的角度来思考香港问题，尤其在内外势力策动动乱、挑战国家主权和争夺香港管治权的形势下，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许会进一步澄清中央的权力。

回归以来，全国人大释法仅有五次，但香港的法院几乎每天都在释法。我认为，高院最近的裁决引发轩然大波，正好可以让中央将释法权力清晰化，中央可以考虑把人大释法常态化，以此纠正一些不符合基本法或“一国两制”的东西，保证“一国两制”的全面准确实施。当然，人大释法常态化可能会引起某些反弹，一些人打着中央“剥夺香港司法独立”的旗号继续对抗，围绕法律的斗争肯定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