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离开大城市的人，到底靠什么谋生？ - 珍珠湾ART

11月25日，《北京晨报》报道，北京市丰台区方庄地区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地下空间的安全隐患，从11月20日到24日的五天时间里，关闭地下空间房屋450间，拆除房屋300余间。

房间大致在4到10平方米之间，恰恰就是低收入苦力们的最后一片居所。这座大城市最便宜的居住地之一，500到1000元买到一张床。

一线城市疏散人口是大势。2015年12月7日，《关于制定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全文公布。到2020年，城六区常住人口将下降15%，约200万人。

2017年3月28日，北京规划国土委发布通知称，《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0年)》草案已经编制完成。北京划出人口红线，2020年之后，常住人口稳定在2300万左右。未来人口增长空间不足130万人，在北京落户将越来越难。

中国最大的两座城市，2015年末，上海常住外来人口数减少了14.77万人，同比下降1.5%，15年来，上海首次出现常住外来人口负增长。

2016年末，北京全市常住人口2172.9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4万人，增速仅为0.1%。当年，北京常住外来人口减少了15.1万，18年来首次减少。

向一线城市进发的滚滚人口洪流戛然而止。不是一线城市的吸引力不够，而是长安大、居不易。

一个北漂在北京的生活费，房租加上交通费加上餐饮费，最低成本每月4000到5700元左右，这对于蓝领是不可承受之重。如果郭德纲现在到北京，指定成就不了德云社。在他以前的生活成本里面，没有加上北京的绿化，蓝天白云。他如果半夜为了省两块钱走回家，可能就去筛沙子了。

2017年，北京实施“疏解整治促提升”十大专项行动，确保明年疏解目标任务不低于去年。根据疏解计划，明年城六区将至少完成1173万平方米违法建设拆除工作，这意味着可能有几十万的人被迫搬迁。

如果每个城市都学一线城市驱赶低收入人口，那中国经济就完了。有因才有果，低端产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大多数劳动力没有太多技能，我们得接受这个事实，他们就在我们身边，挥之不去。

每个城市都想发展高端产业，发展金融服务业，在未来的十年内基本不可能。未来经济发展比较好的话，发展中高端制造业，前提是，绝大部分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劳动力，都接受过技能培训。

为什么中国多子多福的传统文化根基没有动摇？经济学上的解释是，对这些人来说，多子意味着生存的保障，没有孩子，等年纪老了，就是死路一条。

反过来说，孩子对他们来说是对冲风险的唯一手段，大城市要赶走这些人，只要不让他们的孩子在城里读书，就算是绝了他们最后一条上进之路了。

这些人也回不去农村，不仅因为不会种田，也因为中国农村人均拥有的承包地只有巴掌大，根本无法承载如此之多的人口。在低端市场的这些人，不可能成为中国农业科技化的主力，农业的变化，靠的不是出来打工的农民。

离开北京的人口，生存技术不会上升，他们要的是一块落脚地，让他们失去生存空间，就是让我们自己失去生存空间。

最好的办法，像80年代的浙江、广东，允许搞活市场经济，动批在北京呆不下，那就到通州呆着，目前华北市场经济不够发达，赶紧在北京主城工周边地区建立市场经济的另一个中心。

大城市疏散人口是无奈之举，决心似乎很大，成效似乎也初步显现，但是在资源仍然继续向大城市集聚的环境下，最终成功的难度之高，可想而知。

从国际经验上来看，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英法，GDP和人口都聚集于几个大城市。实际上在城市人口预测中有一个齐夫法则(Zipf's Law)，根据这一法则，中等国家最大城市的人口，是第二大城市人口的两倍，是第三大城市人口的三倍，依次类推，最大城市的人口是第N大城市的N倍。这是个经验公式，或许没什么道理，但被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数据所验证。如果东京圈的人口是3600万，占日本大约三分之一，为什么北京、上海不能有更多人口呢？

中国是个大国，有至少三个东京圈很正常。所以几个一线城市严控人口，真的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在劳动和资本这两个生产要素积累速度放缓的背景下，借助于整个国家（特别是大城市）的规模经济效益，城乡间和地区间的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将越来越重要。然而，在中国这个发展中的大国，如果阻碍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和地区间的再配置，那么这条通过提高经济资源配置效率来推进经济持续增长的道路就难以实现。因此，中国要发挥“发展中大国”的巨大潜力，制度上的“转型”尤为重要。要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依靠制度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