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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敦球、王洪光、曹世功分别发表在《环球时报》的三篇文章,虽然都围绕“弃朝论”展开,然而却并无一人真的主张“弃朝论”。其中,李敦球教授反对“弃朝”,王洪光将军主张建立两国两党正常关系,而曹世功的基本观点,也是认为“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简而言之,李敦球教授实际上是希望中朝继续维持传统的特殊“血盟”关系,而曹世功和王洪光都认为,中朝需从国家利益出发,保持正常关系国家水平。
不过跟王洪光不同的是,李敦球和曹世功都是以驳斥“弃朝论”作为起点的,而王洪光则指出,“弃朝论”是个伪命题,正常国家关系取代中朝“兄弟”关系才是正途。三人争论的焦点是,当今世界,朝鲜对中国是否还具有重要的地缘价值;中朝两国根本利益是否一致;中朝之间的矛盾是否使后者成为中国的“战略负资产”,因而必须放弃两国特殊关系。
李敦球是中朝特殊关系维护者。他主要基于两个判断,朝鲜问题本质上是冷战遗留问题,在冷战阴影下的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之前,中朝两国在地缘政治上的根本利益就是一致的,尤其是中朝同属社会主义体制的国家,更加强了朝鲜对中国的地缘价值;中朝两国作为两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国家利益不可能完全相同,或多或少存在着矛盾和分歧,但中朝矛盾和分歧不同于中日矛盾,不具有战略性质,不是不可调和的,主要是要区分矛盾的性质并管控好矛盾。他还认为中国放弃两国特殊关系,可能将会导致三种结果:朝鲜投入别国怀抱;朝鲜崩溃;朝鲜半岛重燃战火,其潜在含义是,这样将从根本上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
王洪光将军驳斥了李敦球的观点。他首先反对李敦球“中朝两国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说法——其实李敦球的“根本利益一致说”,并非无条件的,而是以冷战残余继续、东北亚地缘格局未发生改变以及中朝的政治属性没有发生改变为前提的。王洪光认为,中朝都有各自的国家利益,有的利益可能相近或一致,有的利益则大不一样,他以朝鲜拥核和中国要求弃核为例说,朝鲜拥核已严重威胁了中国居民的健康,也对中国构成了核威胁,中国没有必要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为了朝鲜的利益而损害自己的利益;他还说,朝鲜多次违反《中朝友好互助条约》,伤害了中国根本利益,所以李敦球所谓的两国根本利益一致说无从说起。
王洪光认为,中朝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根本不同,朝鲜已经放弃了社会主义,而代之以金氏家族的世袭统治,所以不存在社会主义政党间的同志关系,只有国家利益的关系,“朝鲜难有替代中国的地缘政治选择”是朝鲜采取的闭关锁国政策造成的,中国不必负责。王洪光进一步指出,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从地缘关系的政治、军事上讲,朝鲜的重要地位已大大下降。他从军事角度分析说,朝鲜的纵深也就五、六百公里,充其量只是一个现代战役的纵深,这样的“战略屏障”,对中国没多大意义。
曹世功实际上也是正常国家关系论者,所不同的是,他和李敦球一样,从驳斥“弃朝论”出发,认为朝鲜核武化并非孤立的问题,如果不同清算朝鲜半岛冷战遗产、构建半岛永久和平机制结合起来,半岛无核化就不可能实现,因此不能将朝鲜拥核作为弃朝的理由。
曹世功认为,朝鲜对中国的地缘价值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对其完全无视也是十分错误和不智的。就像美国将韩国、日本作为在亚洲的重要地缘战略支点一样,朝鲜也是大国利益交汇折冲之地,其价值不可低估。中国通过抗美援朝确立的朝鲜战略地位重要性和所产生的巨大国际影响,包括深植于朝鲜人民心底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他和李敦球如出一辙,均认为这笔战略资产不可付诸东流,否则美国就可能重新获得当年在朝鲜战争中都有得到的战略利益,主导朝鲜半岛秩序,并进而威胁中国。
不可否认,三人所争论的焦点问题,也正是中国决策层对朝政策犹疑不定、中朝关系陷入停滞的根本原因。
对于朝鲜的地缘价值问题,中国政府的公开立场无疑是十分重视的。迄今为止,中国外交官员对外表态的主要内容之一,即是不允许朝鲜生乱。它延续了毛时代的外交辞令。对中国政府来说,朝鲜不仅具有地理上的地缘价值,更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攸关性。王洪光所谓的两国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已不同的论调,显然难以说服决策层,这是因为中朝两国尽管开始走不同的国家治理道路,但是本质上都是一极、一元政治的代表性国家,在排斥普世价值、宪政民主、个人自由方面,两国利益高度一致,而它们也被两国最高领导层视为国家核心利益之一。所以从政治上的地缘价值而言,朝鲜对中国依然具有“唇亡齿寒”的战略价值,特别是在专制主义在全球视野下逐渐凋零的时代背景下,中朝维系良好关系,肯定会被中国领导层视为优先方向之一。
而从地理上的地缘价值而言,王洪光的观点是纯军事性的。朝鲜首先不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它的价值就不能以中国一个省的面积来衡量。确实,李敦球和曹世功都分别强调的朝鲜是冷战遗留的问题的观点,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清算冷战遗留问题,构建朝鲜半岛和平机制,是有关国家绕不过去的重大核心问题。朝鲜不仅是冷战残余的主要象征物之一,而且在区域和平中也扮演着难以忽视的重要角色。这在朝韩长期对峙情况下,两国极度扩大和强化军事力量,尤其是在核武、生化技术的扩散、导弹能力的发展以及大国利益交织、和平机制脆弱等方面,都在在显示了半岛的特殊重要性。当然,这些都是以中国将美国作为战略对手而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别有所求为前提的。
换言之,从中国政府角度来说,朝鲜依然具有地缘上的战略重要性,攸关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国家利益和政治安全。
由此可推及第二个问题,中朝如果不改变目前的政治局面,那将意味着两国仍在若干重要领域拥有共同的国家利益。在民主体制日益成为世界主流、专制主义江河日下、成果仅存的情形下,中朝“抱团取暖”、中国将朝鲜放在地缘战略的重要位置,仍具有现实意义。而从军事安全角度来说,消除朝鲜半岛核武、生化武器、导弹的隐患,构建半岛有效的和平机制,维护国土和民众安全,也是中国面临的长期任务。
由此而论,朝鲜与中国产生矛盾、分歧乃至对立,对中国来说肯定是战略负资产,无形中对中国的战略利益造成了损害,或成为潜在威胁。这不仅是从中国政府来说,更是从中国国家长远战略利益而言的。
所谓“抛弃朝鲜”,是不可能的一个外交选项。朝鲜是客观存在于中国周边的一个重要国家,挥之不去。但是认同朝鲜重要的地缘、政治和军事安全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就要纵容朝鲜一意孤行,将中国国家和民众的安全利益、发展利益置之度外,也不意味着将两国关系回归正常国家关系水平,在朝鲜半岛采取平衡政策,就一了百了,万事大吉了。
无论是从中国的现实利益,还是从人民安全出发考虑中国的长远战略利益,中国都要在重估朝鲜价值、全面检讨现行朝鲜政策的基础上,在对朝外交中采取更积极主动的态度。在外交姿态中冷面示人,中断两国国家间高层级交流,看似强硬,颇能迎来一些欢呼,然而并不是一个大国在外交中应有的作为。特别是《中朝友好互助条约》一直是中朝外交的基石的情况下。
另一方面,在缺少外交准备的情况下,遽然将朝鲜从血盟关系降为正常国家关系,也是不可取的,更不利于中国的真正利益。因此是幼稚的。
中国首先要做的是,保持中朝关系正常交往,全面梳理《中朝友好互助条约》对两国权利和义务所作规定,敦促朝鲜按照条约要求,履行己方义务,维护两国在朝鲜半岛的共同安全利益。正如王洪光所称,朝鲜的核武、战争政策,对条约是违背和破坏。中国既然承担了保护朝鲜的责任和义务,那就要享受相应的权利。不干涉内政原则只限于非结盟国家之间。根据《中朝友好互助条约》,中国可以理直气壮的干涉朝鲜内政,要求朝鲜履行条约规定。如果朝鲜拒绝中国要求,那么朝鲜就应当承担由此带来的后果,包括终止条约。那些将不干涉内政挂在嘴上的人们,是在放弃自己的责任,或者对当政者对国家和人民所肩负的责任缺乏必要的认知。
中国以条约作为手段对朝鲜施压,名正言顺,如若朝鲜从了倒也罢了,如若不从,中国也不能采取一放了之、简单地搁置两国关系,或将两国关系降格的态度,那是对朝鲜半岛安全和中国周边和平不负责任的做法。在此情况下,中国更有必要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找到妥善消除朝鲜核武、生化武器、导弹威胁的办法,或者谋求与朝鲜半岛攸关国合作,以外交、政治、经济、能源、安全等一切可用手段,迫使朝鲜放弃既定政策,积极推进朝鲜半岛和平统一,并在朝韩统一后促其实行不结盟的中立政策,构建半岛临时和平机制。这是退而求其次的办法。
而朝鲜半岛和中国周边真正的永久和平机制的建立,取决于抛弃国家主义立场,弥合政治歧见,在全球政治同一化趋势下,在国与国之间完成深度融合,构建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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