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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刘中民：“阿拉伯之春”十年，留下多少教训 [打印本页]

作者: 仲国民 时间: 2020-12-11 15:01
标题: 刘中民：“阿拉伯之春”十年，留下多少教训
来源：环球时报作者：刘中民
2020-12-11 03:16

至今年年底，“阿拉伯之春”已经延宕整整10年，回望过去，需要总结和反思的内容实在太多。

对于“阿拉伯之春”的性质，时至今日仍然众说纷纭。在笔者看来，“阿拉伯之春”是一场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地区性政治与社会运动，增强民主、改善民生构成其主要政治诉求，民众和政治反对派以推翻现政权为目标的政治抗议浪潮构成其典型表现形式。

“阿拉伯之春”以来，探索转型道路，增强国家治理能力构成中东国家核心任务。从国家转型的角度看，中东国家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近期尤其是2019年以来陷入严重危机的国家，主要包括苏丹、阿尔及利亚，以及近几年受多重叠加危机（如政府难产、民众抗议、贝鲁特港大爆炸）冲击的黎巴嫩，其面临的主要问题依旧是民生和民主，但具体原因各不相同。

第二，以埃及和突尼斯为代表的，进入政治经济转型关键期的国家，其形势虽有所好转，但依然远未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

第三，以叙利亚、也门、利比亚、伊拉克为代表的，持续处于内战、准内战或恐怖暴力泛滥、部落和族群冲突频发的国家，将面临战后重建、国家建设和国家转型的多重任务。

第四，面临转型压力的国家，主要包括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土耳其、伊朗等，都面临通过改革增强国家治理能力的严峻任务。海湾国家如何实现经济多样化、土耳其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伊朗如何摆脱制裁融入国际经济体系，都可谓任重而道远。

因此，中东国家的转型之路可能仍将延宕数十年。更令人担忧的是，中东地区大国沙特、伊朗、土耳其、以色列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政治与经济风险，一旦有任何一方陷入动荡或严重的危机，必将加剧地区格局的动荡。

此外，2019年新一波“阿拉伯之春”的特点同样说明中东国家转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首先，民众抗议的诉求更加系统全面，不再满足于政权更替和某个领导人下台，转而要求对国家体制进行彻底变革。其次，更加明确地反对外部力量的干涉，如黎巴嫩和伊拉克的抗议都明确表示既反对西方国家，也反对地区其他国家的干涉。最后，民众抗议教派和族群对立的宗派体系，但很多中东国家又很难摆脱身份政治的困境。这一切都表明，中东国家的转型之路无疑是旷日持久的过程。

从“阿拉伯之春”以来的教训看，宗教矛盾、军人干政、地缘政治等因素对中东国家转型的影响不容小觑，并将长期存在。

第一，从宗教因素来看，一方面宗教与世俗的矛盾仍将是影响中东国家转型的重要因素，教俗两大阵营的极化对立，构成不少国家社会分裂和对立的根源；另一方面，温和伊斯兰力量探索伊斯兰特色的道路，成为阿拉伯国家转型的趋势之一，如突尼斯的伊斯兰复兴党、摩洛哥的公正与发展党。从根本上来看，宗教与中东国家转型的关系将呈现多样化发展态势，各自探索符合国情和宗教特色的发展道路，但这注定是漫长过程。

第二，军人干政形成中东国家民主化进程中的悖论，一方面军人干政有维护稳定和捍卫世俗化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又因破坏文官执政的现代民主制度而屡遭诟病。很难排除未来中东国家依旧会出现军人干政和军人政变的可能性，但其形式也将更加多样，苏丹和阿尔及利亚的转型表明，军方已很难进行简单粗暴的政变，而是根据民意和形势变化不断进行调整。在历史上，土耳其作为民主转型成功和世俗化最为彻底的国家，先后经历多次军人政变。因此，对于教俗关系复杂、民主化程度较低的阿拉伯国家而言，军人干政退出历史舞台将是一个更加漫长曲折的过程。

第三，中东是当今世界地缘政治结构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地缘政治的破碎性及其导致的长期动荡，构成了影响中东国家转型的重要制约性因素。

首先，从阿拉伯国家内部来看，复杂的宗教、教派和族群矛盾及其诱发的政治冲突构成影响国家转型的重要消极因素。由宗教和族群矛盾诱发的政治冲突主要有四种类型。其一是权力分割族裔化而引发的国内冲突，如黎巴嫩和萨达姆政权垮台后伊拉克的族裔和教派分权结构，都使得国家权力结构具有先天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其二是权力垄断族裔化而引发的国内冲突，地位处于边缘化和弱势的教派与族群往往通过民主抗争的方式改变现有权力结构，如“阿拉伯之春”中的巴林什叶派、叙利亚的逊尼派反对派、利比亚以班加西为中心的东部部落等。其三是主体民族与少数族裔群体的冲突，突出表现为民主转型进程中少数群体的权利保障问题，如埃及基督徒科普特人问题、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柏柏尔人问题。其四是跨界族群寻求自治与独立引发的冲突，如长期困扰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伊朗四国的库尔德人问题。

其次，从整个阿拉伯世界和中东地区来看，族群和教派冲突的外溢、意识形态竞争和地区领导权的争夺，使阿拉伯国家政治具有密切联动的特点，并对民主转型产生消极影响。当前中东地区格局中沙特与伊朗的教派对抗、沙特与土耳其争夺伊斯兰世界领导权的斗争、地区范围内“亲穆兄会力量”（土耳其、卡塔尔等）和“反穆兄会力量”（沙特、阿联酋等）的激烈博弈，都对中东国家转型产生了消极影响。

最后，阿拉伯世界和中东地区的发展始终受到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影响，西方大国的军事干涉和民主输出使阿拉伯国家的民主转型具有突出的外部输入性特征，加剧中东国家转型的压力。在“阿拉伯之春”中，美欧采取了包括民主价值输送、舆论谴责与外交压力、经济制裁、军事干预在内的各种手段施加影响。西方通过军事干预进行政权更迭以及在干预过程中执行双重标准的恶劣做法，都对中东国家转型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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