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
《父与子》是屠格涅夫从1860年8月开始写作的一部长篇小说，经过作者多次修改，于1862年发表。这部作品是屠格涅夫的代表作，是他创作的顶峰。
《父与子》是屠格涅夫跟以《现代人》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分裂后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发表在由反动文人卡特科夫主编的《俄罗斯导报》上。在写作《父与子》的日子里，作家仍处于《现代人》的影响之下，因此，这部作品所取得的成就是与作家受《现代人》的影响分不开的。
这部长篇小说是在俄国历史发生转折的时刻写成的，也就是说，它是在俄国进行农奴制改革的准备和实行的时期写成的。在这个时期，自由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之间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斗争，十分尖锐突出。屠格涅夫是一个思想敏锐、观察深刻的艺术家，努力用他的作品去反映时代的一切重大事件。《父与子》以它提出问题的尖锐性和卓越的艺术成就，一出版就引起了广大社会人士的强烈反响。
屠格涅夫在回忆《父与子》的创作过程时曾经写道："……主要人物巴扎罗夫的基础，是一个叫我大为惊叹过的外省青年医生的性格(他在1860年以前逝世)。照我看来，这位杰出人物正是那种刚刚产生、还在酝酿之中、后来被称为'虚无主义'的代表人物，这个性格给我的印象很强烈，同时却不太清楚；起初连我自己也不能透彻地了解它，于是我就聚精会神地倾听和观察我周围的一切，仿佛要检查自己的感觉是否真实似的。使我不安的是这个事实：我觉得到处都有的东西，在我们全部文学作品中却连一点迹象也看不见……"作家决定把巴扎罗夫这种具有民主主义信仰的人作为他的新主人公来描写，把一个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家置于小说《父与子》的中心，力求客观地描写他的一些本质特征。虽然他同平民知识分子民主主义者有着深刻的分歧，但他对自己主人公还是尊敬的，甚至是喜爱的，并能表现他超越"父辈"的优点、道德力量和高贵品质。
《父与子》出版后，立刻激起了席卷俄国思想界空前激烈的争论。而且两边都对屠格涅夫表示不满。在反动阵营里，早就有人建议把手稿烧掉，指责作家嘲笑了曾经正直地活动于社会生活舞台上的"父辈"，并且盲目地美化了接替他们的年轻一代。而在民主主义阵营，大部分青年对作家表示愤慨，甚至《现代人》的评论家马．阿．安东诺维奇(1835-1918)也认为小说是"对年轻一代的民主主义者的粗暴的、反动的诽谤"。屠格捏夫也在《回忆录》中写道："由于这部小说，俄国的年轻一代对我再也没有--而且好像是永远地--好感了。"但是皮萨列夫(1840-1868)比较正确地评价了这部作品。他认为屠格涅夫的巨大功绩在于，虽然屠格涅夫有着自由主义观点，但是他善于历史地、真实地再现当前时代的面貌，巧妙地表现自己主人公的心理和性格，并且使读者相信，未来是属于新人的，而不是属于正在退出历史舞台的贵族的。尽管皮萨列夫的评论文章中也有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夸大了巴扎罗夫这类人毫无出路的处境，但他对《父与子》的态度还是比较客观的。对于《父与子》的激烈争论，正说明了这部作品思想的复杂性。
《父与子》的故事发生在1859年至1861年3月，在这个时期，俄国准备实行农奴制改革，公布了农奴制改革的法令。小说的中心人物是平民知识分子巴扎罗夫。小说一开始，作者就描写了农奴制改革前夕极其尖锐的阶级矛盾：农民拒绝交租，家奴们不到门前欢迎主人，尼可拉•彼得罗维奇抱怨说，有人鼓动雇工起来捣乱。巴扎罗夫坐车到玛利因诺地主庄园的路上，遇见的农民都贫穷得像乞丐一样。看来，改革已是大势所趋。
小说的主要情节发生在两个月当中。巴扎洛夫于五月底来到基尔沙诺夫的领地，于七月底就死去了。主人公们在这两个月以前和以后所发生的事情都是以传记的形式做为穿插和在尾声中讲述的。整个的故事情节在三个中心地点展开：基尔沙诺夫领地、奥津左娃的庄园，巴扎罗夫的家。作者在小说中叙述说，贵族子弟基尔沙诺夫1859年大学毕业后，带着他的朋友，平民出身的医科大学生巴扎罗夫到父亲的庄园做客。巴扎罗夫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否定一切，不相信任何清规戒律。在基尔沙诺夫家中，他遇到了基尔沙诺夫的父亲--软弱无能的自由主义者尼古拉和尼古拉的哥哥--懒散的、终日沉溺在往事回忆中的保守派贵族巴威尔。巴威尔的贵族气质受不了巴扎罗夫那种极端冷淡和粗鲁的态度，他俩之间展开了尖锐的争论，一个维护旧的贵族观点，另一个宣扬新的民主主义观点。随后，巴扎罗夫与巴威尔之间的冲突日益尖锐化，于是发生了一场决斗。巴扎罗夫被迫离开基尔沙诺夫庄园，回到自己双亲家里。在自己家中，他在解剖一个农民尸体时不幸感染了脓毒血症，不久很快地死去了。
《父与子》的中心人物是巴扎罗夫。从这个人物形象身上，我们既可以看到俄国历史的进程，又可以看到平民知识分子的特征，还可以看到屠格涅夫深刻的现实主义和他作为一个贵族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的偏见。
巴扎洛夫的形象具有鲜明的革命色彩，反映着俄国社会正经历着剧烈变革这样一个时代特征。他在驳斥念念不忘自己的贵族尊严和权利的巴威尔时，高声宣布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目前最有用的事，就是否定"， "否认一切"，包括诗和艺术。对于巴威尔的挑战，他从来是从容对待的，而且常常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神态。在辩论中和决斗中，他始终都是胜利者。巴扎罗夫的力量就在于他那种敢于否定一切的批判精神。
巴扎罗夫有力地、全面地批判了当时的俄国社会生活，彻底地否定了贵族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制度及其文化，彻底否定了一切唯心主义的哲学等观念形态。他是在改革已成为俄国社会生活中的大势所趋的背景下产生的，正是在这种尖锐的矛盾冲突中，作者把主人公放在基尔沙诺夫领地、奥津左挂的庄园，巴扎罗夫的家这样三个相互联接在一起的环境中，深刻地揭示了主人公的性格特征。作者让他的主人公巴扎罗夫沿着这条路线来回走了两趟，两种势力的斗争便见分晓。如果说巴扎罗夫第一次来基尔沙诺夫领地时与巴威尔•基尔沙诺夫的辩论，反映了两个阵营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那么他第二次来基尔沙诺夫家与巴威尔•基尔沙诺夫的决斗，并在决斗中击伤了巴威尔，这便是作者企图解决这种矛盾的途径。在小说中提出的几种社会力量的配置上，巴扎罗夫是唯一的实际力量，没有任何力量能和他对抗。好斗的巴威尔是一个保守的、骄傲自大的自由主义贵族的典型代表。他向巴扎罗夫的挑战，只能激怒巴扎罗夫有力的反驳，并不能动摇巴扎罗夫坚定的信念。屠格涅夫通过巴扎罗夫的 胜利表现了"民主主义对贵族的胜利"，这也是这部小说的基本思想。
小说中其他几个人物是巴扎罗夫的衬托者。尼可拉是一个温和的自由主义者，他对于突然侵入他生活中的严峻的民主主义者，不会扮演思想上的反对者，他力求"与时代步伐一致"，因为他已经预感到自己依附的阶级必将被淘汰。阿尔卡狄是一个善良、正直的青年，但却软弱而无主见。他是巴扎罗夫的大学同学，暂时做了巴扎罗夫的学生和朋友，冒充正统的民主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他经常忘记自己扮演的角色而暴露出他的自由主义本质，但他不是巴扎罗夫的对抗力量。阿尔卡狄和巴扎罗夫的友谊，证明了民主运动的深入人心，思想上的异己分子也开始倾向于这种运动。从巴扎罗夫身上可以看出，他具有60年代革命民主主义青年的一些特征。
巴扎罗夫身上最突出的特点是他的否定精神，即贵族阵营最反感的所谓"虚无主义"。他是一个没有任何崇拜的偶像、用批评的眼光看待一切、不服从任何权威的人。他对封建农奴制度持彻底否定的态度。在他看来，父辈们的行动不可能超出高贵的愤慨或逆来顺受的范围，而他这一代人已经明白，空发议论是毫无用处的，最重要是必须行动和战斗。在与阿尔卡狄分手时，巴扎罗夫激动地说：“……你们不肯战斗……可是我们却要战斗。”这反映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战斗精神。
虽然巴扎罗夫的形象具有许多民主主义者的特征，但他身上也有和当时民主主义者格格不入的东西，这就是巴扎罗夫身上的矛盾。屠格涅夫把巴扎罗夫叫做革命者，但他没有在巴扎罗夫面前揭示出革命的远景，而是停留在"未来的门口"。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确实也没有取得革命的胜利，但是他们的活动和斗争，促进了俄国社会的发展，使俄国革命的胜利提前了。
在小说中，屠格涅夫一方面把巴扎罗夫描写成一个与人民有着密切联系的人，另一方面却又强调他与人民之间的隔阂与互不理解。屠格涅夫让自己的主人公对艺术抱以虚无主义态度，又让读者明显地感到，他并不同意主人公的美学观点。在巴扎罗夫和奥津左娃的恋爱关系上，屠格涅夫也歪曲了巴扎罗夫的形象。阅读这一部分，深感形象的变化是反常的，不符合其发展的逻辑。
巴扎罗夫在俄国社会生活中的出现及其胜利，意味着贵族地主阶级的失败。巴扎罗夫的形象是60年代革命民主主义思潮的体现者，因此他是体现了革命民主主义者某些特点的平民知识分子的形象，也可以说是有些被歪曲了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形象。
《父与子》是一部社会心理小说。作为社会心理小说，它的特色之一是写思想冲突，写人物论争。小说的结构比较简单，主要由几次产生重大后果的论争构成。小说的情节进展特别迅速。小说一开始，作者就把主人公放到同他格格不入的环境里--贵族地主的环境里，使他的性格和作品的冲突迅速展开。作者通过主人公对他周围人的态度以及与他们的争论，全面揭示了主人公的性格。
在性格描写上，《父与子》写对立的阵营，主要是用反衬法，即以相互对立的性格来加以对照和衬托，更加突出人物性格的典型特征。巴扎罗夫和巴威尔的反衬不仅见于思想观点、言论举止、待人接物方面，而且也见于外表和服饰上。作者着墨不多，却勾勒出鲜明的性格。在性格描写的另一特点上，是不作细腻的心理分析。
一般说来，托尔斯泰喜欢写心灵辩证过程，而屠格涅夫却以极其简练的语言，通过人物的活动，表达人物刹那间的心理变化。作者描绘人物的肖像，力求平淡，力求符合性格，不加以虚假的美化。而且他避免单纯的叙述，常常表现于人物的观感之中，从而同时表明人物间的关系，例如巴扎罗夫的出场，就不是一般的叙述性介绍，而是与人物的活动紧密联系起来。
《父与子》是屠格涅夫从1860年8月开始写作的一部长篇小说，经过作者多次修改，于1862年发表。这部作品是屠格涅夫的代表作，是他创作的顶峰。
《父与子》是屠格涅夫跟以《现代人》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分裂后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发表在由反动文人卡特科夫主编的《俄罗斯导报》上。在写作《父与子》的日子里，作家仍处于《现代人》的影响之下，因此，这部作品所取得的成就是与作家受《现代人》的影响分不开的。
这部长篇小说是在俄国历史发生转折的时刻写成的，也就是说，它是在俄国进行农奴制改革的准备和实行的时期写成的。在这个时期，自由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之间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斗争，十分尖锐突出。屠格涅夫是一个思想敏锐、观察深刻的艺术家，努力用他的作品去反映时代的一切重大事件。《父与子》以它提出问题的尖锐性和卓越的艺术成就，一出版就引起了广大社会人士的强烈反响。
屠格涅夫在回忆《父与子》的创作过程时曾经写道："……主要人物巴扎罗夫的基础，是一个叫我大为惊叹过的外省青年医生的性格(他在1860年以前逝世)。照我看来，这位杰出人物正是那种刚刚产生、还在酝酿之中、后来被称为'虚无主义'的代表人物，这个性格给我的印象很强烈，同时却不太清楚；起初连我自己也不能透彻地了解它，于是我就聚精会神地倾听和观察我周围的一切，仿佛要检查自己的感觉是否真实似的。使我不安的是这个事实：我觉得到处都有的东西，在我们全部文学作品中却连一点迹象也看不见……"作家决定把巴扎罗夫这种具有民主主义信仰的人作为他的新主人公来描写，把一个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家置于小说《父与子》的中心，力求客观地描写他的一些本质特征。虽然他同平民知识分子民主主义者有着深刻的分歧，但他对自己主人公还是尊敬的，甚至是喜爱的，并能表现他超越"父辈"的优点、道德力量和高贵品质。
《父与子》出版后，立刻激起了席卷俄国思想界空前激烈的争论。而且两边都对屠格涅夫表示不满。在反动阵营里，早就有人建议把手稿烧掉，指责作家嘲笑了曾经正直地活动于社会生活舞台上的"父辈"，并且盲目地美化了接替他们的年轻一代。而在民主主义阵营，大部分青年对作家表示愤慨，甚至《现代人》的评论家马．阿．安东诺维奇(1835-1918)也认为小说是"对年轻一代的民主主义者的粗暴的、反动的诽谤"。屠格捏夫也在《回忆录》中写道："由于这部小说，俄国的年轻一代对我再也没有--而且好像是永远地--好感了。"但是皮萨列夫(1840-1868)比较正确地评价了这部作品。他认为屠格涅夫的巨大功绩在于，虽然屠格涅夫有着自由主义观点，但是他善于历史地、真实地再现当前时代的面貌，巧妙地表现自己主人公的心理和性格，并且使读者相信，未来是属于新人的，而不是属于正在退出历史舞台的贵族的。尽管皮萨列夫的评论文章中也有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夸大了巴扎罗夫这类人毫无出路的处境，但他对《父与子》的态度还是比较客观的。对于《父与子》的激烈争论，正说明了这部作品思想的复杂性。
《父与子》的故事发生在1859年至1861年3月，在这个时期，俄国准备实行农奴制改革，公布了农奴制改革的法令。小说的中心人物是平民知识分子巴扎罗夫。小说一开始，作者就描写了农奴制改革前夕极其尖锐的阶级矛盾：农民拒绝交租，家奴们不到门前欢迎主人，尼可拉•彼得罗维奇抱怨说，有人鼓动雇工起来捣乱。巴扎罗夫坐车到玛利因诺地主庄园的路上，遇见的农民都贫穷得像乞丐一样。看来，改革已是大势所趋。
小说的主要情节发生在两个月当中。巴扎洛夫于五月底来到基尔沙诺夫的领地，于七月底就死去了。主人公们在这两个月以前和以后所发生的事情都是以传记的形式做为穿插和在尾声中讲述的。整个的故事情节在三个中心地点展开：基尔沙诺夫领地、奥津左娃的庄园，巴扎罗夫的家。作者在小说中叙述说，贵族子弟基尔沙诺夫1859年大学毕业后，带着他的朋友，平民出身的医科大学生巴扎罗夫到父亲的庄园做客。巴扎罗夫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否定一切，不相信任何清规戒律。在基尔沙诺夫家中，他遇到了基尔沙诺夫的父亲--软弱无能的自由主义者尼古拉和尼古拉的哥哥--懒散的、终日沉溺在往事回忆中的保守派贵族巴威尔。巴威尔的贵族气质受不了巴扎罗夫那种极端冷淡和粗鲁的态度，他俩之间展开了尖锐的争论，一个维护旧的贵族观点，另一个宣扬新的民主主义观点。随后，巴扎罗夫与巴威尔之间的冲突日益尖锐化，于是发生了一场决斗。巴扎罗夫被迫离开基尔沙诺夫庄园，回到自己双亲家里。在自己家中，他在解剖一个农民尸体时不幸感染了脓毒血症，不久很快地死去了。
《父与子》的中心人物是巴扎罗夫。从这个人物形象身上，我们既可以看到俄国历史的进程，又可以看到平民知识分子的特征，还可以看到屠格涅夫深刻的现实主义和他作为一个贵族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的偏见。
巴扎洛夫的形象具有鲜明的革命色彩，反映着俄国社会正经历着剧烈变革这样一个时代特征。他在驳斥念念不忘自己的贵族尊严和权利的巴威尔时，高声宣布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目前最有用的事，就是否定"， "否认一切"，包括诗和艺术。对于巴威尔的挑战，他从来是从容对待的，而且常常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神态。在辩论中和决斗中，他始终都是胜利者。巴扎罗夫的力量就在于他那种敢于否定一切的批判精神。
巴扎罗夫有力地、全面地批判了当时的俄国社会生活，彻底地否定了贵族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制度及其文化，彻底否定了一切唯心主义的哲学等观念形态。他是在改革已成为俄国社会生活中的大势所趋的背景下产生的，正是在这种尖锐的矛盾冲突中，作者把主人公放在基尔沙诺夫领地、奥津左挂的庄园，巴扎罗夫的家这样三个相互联接在一起的环境中，深刻地揭示了主人公的性格特征。作者让他的主人公巴扎罗夫沿着这条路线来回走了两趟，两种势力的斗争便见分晓。如果说巴扎罗夫第一次来基尔沙诺夫领地时与巴威尔•基尔沙诺夫的辩论，反映了两个阵营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那么他第二次来基尔沙诺夫家与巴威尔•基尔沙诺夫的决斗，并在决斗中击伤了巴威尔，这便是作者企图解决这种矛盾的途径。在小说中提出的几种社会力量的配置上，巴扎罗夫是唯一的实际力量，没有任何力量能和他对抗。好斗的巴威尔是一个保守的、骄傲自大的自由主义贵族的典型代表。他向巴扎罗夫的挑战，只能激怒巴扎罗夫有力的反驳，并不能动摇巴扎罗夫坚定的信念。屠格涅夫通过巴扎罗夫的 胜利表现了"民主主义对贵族的胜利"，这也是这部小说的基本思想。
小说中其他几个人物是巴扎罗夫的衬托者。尼可拉是一个温和的自由主义者，他对于突然侵入他生活中的严峻的民主主义者，不会扮演思想上的反对者，他力求"与时代步伐一致"，因为他已经预感到自己依附的阶级必将被淘汰。阿尔卡狄是一个善良、正直的青年，但却软弱而无主见。他是巴扎罗夫的大学同学，暂时做了巴扎罗夫的学生和朋友，冒充正统的民主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他经常忘记自己扮演的角色而暴露出他的自由主义本质，但他不是巴扎罗夫的对抗力量。阿尔卡狄和巴扎罗夫的友谊，证明了民主运动的深入人心，思想上的异己分子也开始倾向于这种运动。从巴扎罗夫身上可以看出，他具有60年代革命民主主义青年的一些特征。
巴扎罗夫身上最突出的特点是他的否定精神，即贵族阵营最反感的所谓"虚无主义"。他是一个没有任何崇拜的偶像、用批评的眼光看待一切、不服从任何权威的人。他对封建农奴制度持彻底否定的态度。在他看来，父辈们的行动不可能超出高贵的愤慨或逆来顺受的范围，而他这一代人已经明白，空发议论是毫无用处的，最重要是必须行动和战斗。在与阿尔卡狄分手时，巴扎罗夫激动地说：“……你们不肯战斗……可是我们却要战斗。”这反映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战斗精神。
虽然巴扎罗夫的形象具有许多民主主义者的特征，但他身上也有和当时民主主义者格格不入的东西，这就是巴扎罗夫身上的矛盾。屠格涅夫把巴扎罗夫叫做革命者，但他没有在巴扎罗夫面前揭示出革命的远景，而是停留在"未来的门口"。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确实也没有取得革命的胜利，但是他们的活动和斗争，促进了俄国社会的发展，使俄国革命的胜利提前了。
在小说中，屠格涅夫一方面把巴扎罗夫描写成一个与人民有着密切联系的人，另一方面却又强调他与人民之间的隔阂与互不理解。屠格涅夫让自己的主人公对艺术抱以虚无主义态度，又让读者明显地感到，他并不同意主人公的美学观点。在巴扎罗夫和奥津左娃的恋爱关系上，屠格涅夫也歪曲了巴扎罗夫的形象。阅读这一部分，深感形象的变化是反常的，不符合其发展的逻辑。
巴扎罗夫在俄国社会生活中的出现及其胜利，意味着贵族地主阶级的失败。巴扎罗夫的形象是60年代革命民主主义思潮的体现者，因此他是体现了革命民主主义者某些特点的平民知识分子的形象，也可以说是有些被歪曲了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形象。
《父与子》是一部社会心理小说。作为社会心理小说，它的特色之一是写思想冲突，写人物论争。小说的结构比较简单，主要由几次产生重大后果的论争构成。小说的情节进展特别迅速。小说一开始，作者就把主人公放到同他格格不入的环境里--贵族地主的环境里，使他的性格和作品的冲突迅速展开。作者通过主人公对他周围人的态度以及与他们的争论，全面揭示了主人公的性格。
在性格描写上，《父与子》写对立的阵营，主要是用反衬法，即以相互对立的性格来加以对照和衬托，更加突出人物性格的典型特征。巴扎罗夫和巴威尔的反衬不仅见于思想观点、言论举止、待人接物方面，而且也见于外表和服饰上。作者着墨不多，却勾勒出鲜明的性格。在性格描写的另一特点上，是不作细腻的心理分析。
一般说来，托尔斯泰喜欢写心灵辩证过程，而屠格涅夫却以极其简练的语言，通过人物的活动，表达人物刹那间的心理变化。作者描绘人物的肖像，力求平淡，力求符合性格，不加以虚假的美化。而且他避免单纯的叙述，常常表现于人物的观感之中，从而同时表明人物间的关系，例如巴扎罗夫的出场，就不是一般的叙述性介绍，而是与人物的活动紧密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