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一曲唱词优美、旋律动人的《红梅赞》不知感动过多少人。它和《绣红旗》、《五洲人民齐欢笑》等众多经典唱段，全都出自一部上世纪六十年代由空政歌剧团创作的歌剧作品——《江姐》。四十五年来，歌剧《江姐》唱遍了大江南北，曾经被改编成电影、舞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先后有四代演员用青春诠释过江姐的形象。时至今日，它仍然被人们认为是目前为止最好的本土化歌剧作品。
江姐是对著名的革命烈士江竹筠的爱称，曾用名江志炜。江竹筠1920年8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大山铺镇江家湾的一个农民家庭，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与彭咏梧结婚，婚后负责中共重庆市委地下刊物《挺进报》的组织发行工作。1948年，彭咏梧在中共川东临时委员会委员兼下川东地委副书记任上战死，江竹筠接任其工作。1948年6月14日，江竹筠在万县被捕。被关押于重庆军统渣滓洞监狱，受尽酷刑仍坚不吐实，1949年11月14日被敌人杀害并毁尸灭迹。同志们习惯称她江姐，以表敬爱之情。另有同名歌剧、评剧、越剧以及电视连续剧等。
这个珍藏版歌剧《江姐》全剧，恐怕是个不太容易再听到的尘封的歌剧录音绝版，因为她是最原汁原味的《江姐》。此贴肯定也将是我母亲，亲爱的妈妈的最爱, 因为歌剧《江姐》中的大部份曲子, 我母亲都会唱, 特别是那《红梅赞》和《绣红旗》, 因此当我不久后回家的时候, 肯定会和母亲一起重点来回味这个经典歌剧贴, 一起来唱一曲《红梅赞》。。。。
大型中国民族歌剧《江姐》全剧选听欣赏
中国民族歌剧《江姐》剧情及创作幕后
歌剧《江姐》剧情
1948年春，我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战略反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重庆，已是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我地下党员江姐带着省委的重要指示，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离别山城，奔赴川北革命根据地。
在途中，她突然听到丈夫——华莹山纵队政委彭松涛同志牺牲的消息，抑制住内心的悲痛，毅然直上华莹山，见到了游击队司令员双枪老太婆，率领游击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
国民党反动派四处通缉江姐。江姐在群众的掩护下，和同志们一道又一次拦住敌人的军车，缴获大批武器弹药，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由于叛徒甫志高的出卖，江姐不幸被捕。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集中营里，面对特务头子沈养斋的威逼利诱，面对敌人的各种酷刑，江姐大义凛然，义正词严地痛斥敌人的罪行，表现出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和崇高精神。
1949年深秋，重庆解放前夕，敌人在逃跑前，策划屠杀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阴谋。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为配合我军胜利进军，江姐在集中营组织和领导越狱斗争。在这生死的紧急关头，敌人要提前杀害江姐。为了不暴露越狱计划，保护同志们，江姐毅然走向刑场。
山城解放了，五星红旗在新中国的上空飘扬，它是用烈士的鲜血染红的。
歌剧《江姐》的创作幕后
1962年，32岁的阎肃风华正茂。作为空政歌剧团一名年轻的编剧，他创作的独幕歌剧《刘四姐》刚刚取得了成功。这让他有信心在编剧的路上走得更远。而刚刚成立不久的空政歌剧团，同样期待着一部优秀的歌剧作品。一年前，根据重庆地下党烈士事迹创作的长篇小说《红岩》出版，书中塑造的众多歌乐山英烈让人们过目不忘。
歌剧《江姐》初稿的创作仅仅用了十八天。当一摞厚厚的剧本被摆放在空军政治部司令员的办公桌上时，刘亚楼将军意识到，这部作品将有可能为新中国的歌剧舞台带来一部经典。于是，《江姐》被列歌剧团的重点剧目，精心打造。作曲的任务则落到了羊鸣、姜春阳和金砂三个人身上。
为了寻找灵感，作曲们跑到江姐的故乡，借鉴各式各样的四川地方戏曲形式。一年以后，他们兴冲冲地拿出了第一稿。然而结果却让他们始料未及——这次创作被全部推翻，一字不留！意想不到的坎坷几乎让大家崩溃。
轰动全国的歌剧《江姐》，是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亲自指导完成的。1962年，创作员阎肃从小说《红岩》里抽出“江姐”故事，编成歌剧脚本，呈交刘亚楼将军，将军一口气看完阎肃的稿本，连声叫好，指示说：“要精雕细刻，一炮打响。”在刘亚楼将军支持下，阎肃怀揣剧本，和编导人员几下四川，多次采访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和杨益言，并与江姐原型江竹筠烈士的20多名亲属和战友座谈。经数十稿修改，形成了七场大型歌剧《江姐》剧本。
1963年5月，刘将军在空军文艺创作会议上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空军形势的报告，提出了空军文艺工作的根本任务，指出：“毛主席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我们不能只搞武装，也要搞文化。”会后不久，他亲自定下了《江姐》、《女飞行员》等重头戏，并责成空政副主任王静敏具体组织，表示：虽然国家还很困难，但要保证文工团员的营养。
由谁来扮演“一号江姐”呢？遴选演员时，大家想到了万馥香。但也有人不同意，说她进空政文工团不到半年时间，出身又不好，与革命英雄人物不般配。问题反映到刘亚楼那里，刘亚楼拍板说：万馥香我了解，可以胜任。一个空军司令员，为何了解一个小小的演员呢？说来有段故事。
万馥香原在苏州地方歌舞团工作，颇有艺术天赋，在1962年一次演出时，被率团到上海演出《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的空政文工团总团政委陆友看上，有心把她调到空政文工团，但苏州方面不肯，说她不符合参军条件，其生父是国民党军官，有严重历史问题。不久，苏州专区歌舞团面临解散，万馥香坚决报考空政文工团。听说她跑到北京参了军，当地有人便一封接一封地写告状信，竟然告到总政和中央军委那里。刘亚楼将军了解情况后，又看了万馥香的表演，发话说：她还是个孩子嘛，家庭出身好不好，她有什么责任，谁能选择自己的家庭？就这样，经过一番周折，年仅22岁的万馥香如愿以偿地穿上了蓝军装，成为空政文工团的一名演员，并在将军的支持下，获得了出演“一号江姐”的殊荣。
1963年9月，《江姐》进入试唱排练时，刘亚楼将军特地请来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一同观看。第七场中《绣红旗》头四句唱词是：“线儿长，针儿密，含着热泪绣红旗，热泪随着针线走，说不出是悲还是喜……”罗瑞卿吟哦之余，说不如把第4句改成“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刘亚楼深表赞同，说：个人的一己之悲，终究不如革命大局之喜，两者孰轻孰重，确实可以也应该明朗地说出，这大概更符合以江姐为代表的全体难友的心声。这样可谓“一字千金”的修改，使唱词的意境大为增色。阎肃和编导人员从中受到鼓舞。
《江姐》的剧本虽然出来了，但刘亚楼一再强调文章不厌千回改，艺术就是要精益求精。剧中插曲《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贡献》有段唱词：“春蚕到死丝方尽，留赠他人御风寒；蜂儿酿就百花蜜，只愿香甜满人间。”刘亚楼经过反复斟酌，将首句修改为“春蚕到死丝不断”。阎肃细加品味，觉得这一改，含意深厚，体现了共产党人至死不渝的坚定信念和人格力量。
江姐就义前向难友们告别的那段唱词，是刘亚楼让改，而且是他亲自改的。刘亚楼曾说：不要把艺术神秘化，政治工作者应该懂得艺术，文艺工作者也应该懂得政治。空军政委吴法宪见司令员亲抓《江姐》，对此也十分关注，往排练场跑得挺勤。所不同的是，他总像有那么一点例行公事，做给别人看的味道。看完排练，他摆着手说：别改了，一字也不须再动了，就这样行了。等到下回再看，发现某处又有改动，吴法宪就有点不高兴了，问文工团领导：怎么搞的嘛，叫你们别改，怎么又改了？文工团领导小心翼翼地回答：这个地方是刘司令叫改的。吴法宪一愣神，眼珠一转，马上改口道：改得好，改得好，就按刘司令的指示改。
刘亚楼留苏期间，看过《天鹅湖》、《卡门》等名剧，对西洋歌剧的套路颇为了解，也懂得民族唱法，所以他在《江姐》排练中提出的意见，绝不是隔靴搔痒，离题万里，而是经常能说到点子上。对此，剧组人员都服他。《江姐》的修改不知有多少次了，连阎肃都认为差不多可以了，可有一天，刘亚楼对他说，人家歌剧都有主题歌，《江姐》也要想办法写一个主题歌加进去。
别的歌剧创作，大多是先有主题歌，后有咏叹调，而《江姐》是先有咏叹调，原因就是歌词迟迟定不下来。按照刘亚楼的意见，阎肃写了一段歌词：“行船长江上，哪怕风和浪……”他又情不自禁地想到四川去了，刘亚楼看后不满意，剧组上下也都跟着摇头。阎肃写了数稿，都未通过，最后又被刘亚楼关了“禁闭”。走投无路之际，他从衣兜里掏出一页稿纸，哭丧着脸向司令员报告：上海音乐学院有位教授叫我写个关于梅花的歌词，我取名叫《红梅赞》，离《江姐》怕是远了点，您看能不能当主题歌？刘亚楼要阎肃念来听听，阎肃便抑扬顿挫地吟诵起来：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
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
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
昂首怒放花万朵，香飘云天外，
唤醒百花齐开放，高歌欢庆新春来。
听完，刘亚楼高兴地一拍桌子：这个好啊，就这个，定了！
随后，刘亚楼又召来曲作者羊鸣、姜春阳，说：一部戏，除了精彩生动的剧情，还得要有两三首好歌起兴。写出好的歌词不易，谱成优美的曲子也难，但我们要有信心攻下这个堡垒。我们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中有首《十送红军》，就很有特色，找不到和它雷同的，《江姐》这部戏也一定要有观众喜爱的好歌。
主题歌《红梅赞》的创作修改，也是刘亚楼亲自过目审定的。曲作者先后谱了8首，反复比较选择，修改了20多次才最终定稿。剧组上下的精雕细琢，终于使《江姐》成为一部经久不衰的优秀作品。1996年，在谈及歌剧《江姐》时，阎肃，这位文艺界无人不晓、有着国宝级“文艺将星”之誉的老艺术家如是说：“我始终是怀着深深的敬意感激、怀念我们的这位司令员的，他是那样热情，那样炽烈地爱护、扶持歌剧《江姐》，那样鲜明、强烈、无微不至地关怀和支持文艺工作的。”
最为感人的是，刘亚楼将军在上海治病时，仍关心着《江姐》。空政文工团一到上海，他就召见文工团领导和主要演员，并抱病参加了1964年11月19日在沪的首场招待演出。1965年春，刘亚楼的病情开始恶化，但不管身体多么难受，他仍要不时询问演出情况，有时还把编导和演员找来，逐条研究观众的意见，躺在床上艰难地修改歌词。最后一次，他还用手使劲地压着疼痛的肝部，语重心长地对编导和演职员们说：你们的戏已经演了不少场了，到处受到好评，我赠给你们几句话，算是祝贺吧：谦虚谨慎，重视缺点，保持光荣，发扬光荣……
经过近两年锤炼，1964年9月4日，歌剧《江姐》在北京儿童剧场揭开神秘的面纱。因事前在《北京晚报》刊发了公演消息，一时观者如潮，第一天就座无虚席。
公演第4天晚，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既没有通知空军，也没带随行人员，自个买了两张票进了剧院。演出中周恩来有时在椅子扶手上打拍子，有时点头微笑，当看到误捉蒋对章那段戏时，禁不住捧腹大笑，邓颖超也笑个不止。虽然没有消息报道，但周恩来观看《江姐》的“口头新闻”，却还是迅速在首都文艺界传播开了：空军搞出了一台大歌剧，把总理都吸引住了。
《江姐》在京公演20多场，场场爆满，反响强烈，各报社记者和观众纷纷撰稿赞扬。刘亚楼分外高兴，以空军党委的名义宴请《江姐》剧组，当剧作者阎肃向他敬酒时，刘亚楼却意味深长地说：你得向江姐敬酒！他叮嘱阎肃，也叮嘱剧组要戒骄戒躁，重视观众的反映，边演出边修改。在刘亚楼的指示下，文工团专门登门拜访有关专家，向部队官兵征求意见；而且，每次演出散场后，剧组演职人员得身穿便装，跟随观众挤上公共汽车，一路听取他们七嘴八舌的评判，并且连夜整理出收集到的观众意见，然后逐条研究，能改的第二天就改。刘亚楼特别规定，这是以后演出中的一条制度。
10月13日晚7时，毛泽东在周恩来、朱德、董必武、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陆定一、罗瑞卿等陪同下，步入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观看演出。帷幕一拉开，毛泽东便被戏中的情景给深深吸引住了，看得很专注，不时鼓掌，开怀大笑。演出结束后，毛泽东登台接见全体演出人员，祝贺演出成功，还说：我看你们的歌剧打响了，你们可以走遍全国，到处演出了。
第二天，全国各大报纸纷纷在头版刊登了毛泽东观看《江姐》的特别报道及同剧组全体人员合影的照片。据悉，毛泽东一生中，只看过两部歌剧，一是在延安看的《白毛女》，再就是《江姐》。
《江姐》移师南下后，先后在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地公演，在中华大地掀起一股旋风。《江姐》每到一地，剧院每天清晨便排起了长龙般的购票队伍，预售票要提前五六天，而且团体票也只能限购20张。从1964年11月19日至翌年初，仅在上海就演出了43场，场场爆满，观众达7万多人。
这期间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扮演“一号江姐”的青年演员万馥香，怀着激动的心情，将毛泽东观看演出后和大家合影的照片寄回家乡，以便让母亲分享自己的幸福和喜悦。不料却又引起那些原本就反对她穿军装的人的忌恨，一封信接一封信地告她的状。华东局、上海市委和江苏省委领导为此先后向刘亚楼反映：有人写告状信，告你们，告万馥香。为了弄清事情真相，刘亚楼交代率队领导、空政文工团歌舞剧一团团长兼政委王振魁亲作调查。得知实情后，刘亚楼说：小万的事情你们就别管了，要打官司，我来打！有司令员撑腰，万馥香不仅仍是“一号江姐”，还被邀请到兄弟剧团谈体会，介绍创作演出经验，并写文章在香港报刊发表。
剧中的著名唱段《红梅赞》、《革命到底志如钢》、《青松林内红旗扬》、《五洲人民齐欢笑》、《春蚕到死丝不断》、《绣红旗》等，琅琅上口，过耳不忘，至今仍在群众中广为传唱；《江姐》1964年在北京首演后，立即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1978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根据舞台演出本拍摄了同名舞台歌剧艺术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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