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美国中小学如此糟糕，大学却很牛？ - 珍珠湾ART

“遗民”与“移民”：哪里是你的国家？ --哈金《自由生活》（余杰）

如果你不知道如何运用自由，自由对你毫无意义。——哈金《自由生活》

在哈金所有的小说中，《自由生活》是例外的一本，这部小说的创作是他所有作品中最艰苦的一次，从构思到完成作品，前后花了十五年时间，修改次数超过三十次。它缺乏哈金作品一以贯之的冷静、内敛和节制的风格，像是记载流水账，散漫、平实，甚至有点沉闷，一件琐事接着一件琐事，随随便便就发生了，没有一处是跌宕起伏的情节冲突，更没有关于国家兴亡的宏大叙事。一如《自由生活》这个名字所显示的那样，哈金试图通过主人公武男一家的故事探讨“自由何以可能”这个老掉牙的论题。武男一家身处在没有亲友人际网络的陌生社会，重新学习独立，尽力维持生计。“你必须去一个没有边界的国家”，当然，美国不是一个没有边界的国家，但确实是一个拥有最多自由的国家。而自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武男这个热爱写诗的人不得不成为餐馆的大厨，用武男话来说，“当服役的马，拉全家的车”。即便如此，他始终不肯放弃成为诗人的梦想，后来总算以诗歌从困境中突围。

《自由生活》是一部带有一定的自传色彩的小说。哈金说：“在精神上，我也许一直都是居住在我的小说中的。每篇小说在情感上都是作者的自传，它满足的是作者心理上的需要。它植根于人的生活。”但在另一个方面，它又不是自传，它是一本对移民生活的汇聚与提炼，甚至超越某个族裔及其文化传统，而传达出普遍的人类体验。所以，哈金说：“我想要其他人也有共鸣，特别是那些移民。这本书出版后，我已经收到了很多其他国家的移民给我写来的信，他们说他们喜欢这本书，说他们读了它之后非常感动，这本书也是写给他们的。”

抵达比回归更有意义

哈金在书中反思了海外华人尤其是华人知识分子扭曲的民族主义情结，进而探讨了个人与国家纠缠不清的关系。美国之音曾做过一个专题节目，假设中美未来发生冲突，美籍华人究竟该效忠哪个国家？这本不该成为一个问题，却偏偏成了一个问题。很多海外华人虽然生活在自由的国度，灵魂仍然不得释放。他们拼命为中国（实际上是中国政府）辩护，却不愿回去呼吸中国肮脏的空气；他们口口声声说爱国是人类最伟大的品质，不准别人说一句中国的坏话，却故意忘记自己早已归化为美国公民的事实。即便是那些受到共产党迫害的流亡知识分子，在涉及台湾和西藏问题的时候，也斩钉截铁地宣布：为了维持祖国统一，不惜对这些地方动武。小说中写到在达赖喇嘛的一次演讲会上，若干华人听众挑衅性的提问，以及达赖喇嘛悲天悯人的回答。武男发现，那些所谓的“爱国者”都被虚幻的乡愁所禁锢，无法“随遇而安”。中国人常说“中国人是最优秀的”，哈金却认为，这完全是理想化的人格类型，很有宗教色彩。“我们把国家当成惟一的信仰，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别的信仰，国家经常成为我们惟一的、完全的支柱。最后我们就把国家神话了。”国家是为人而设，而并非人为国家而存在。当国家成为压迫者的时候，离开就成了惟一的选择，而且不必为此感到羞愧。

哈金表示：“对我来说，生活就是一种冒险，抵达远比回归更有意义。”他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九年，这是他个人存在的一部分。他不会说因为它过去了而跟现在没有关系。但他决定，不把它全背着，那样会背不动的。哈金强调：“对你的生活有意义的，就一定要继续。如果很多东西只能带来副作用、只能产生压力、令你的生活艰难、痛苦，那你就宁愿不要。因为你到另一个地方生存，就是一个过程。这个旅程当中你不能带上一切。”所以，小说中的武男甚至决绝地说，“要是我们能从血里把故国挤出去就好了”；他甚至想使自己完全脱离这里的中国社区，过一种隐居的、不被打扰的日子，但他和妻子经营的是一家中餐馆——这就注定了他们仍然要与中国有所联系。

哈金在书中深刻地探讨了“遗民”和“移民”之差异。在古代中国，每当前一个王朝覆灭，总有一批士大夫充当忠诚的“遗民”，比如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是明朝遗民，康有为、王国维、陈三立是清朝遗民。《自由生活》中那位德高望重的前辈作家刘先生也是八十年代的遗民，这个人物是以刘宾雁为原型来塑造的。哈金写道：“刘先生是个流亡人士，他的生活是由过去决定的，只有跟将他放逐的权力中枢保持着关联，他才可以存在。这就是刘先生的悲剧——他不可能把自己与那个能够时刻控制他、折磨他的国家机器分开。没有在故国已经构成的框架，他的生活就会失去意义和支撑。这一定是那么多怀旧的流亡人士会颂扬苦难和爱国主义的原因所在。他们人在这里，可是因为受了辉煌的过去的束缚，他们不能适应在新大陆的生活。”所以，这些老前辈才会念叨着“叶落归根”。

与之相反，武男是个移民，没有显赫的、也是沉重的过去。他愿意接受移民生活给他提供的环境，使他成为一个自立自足的人。他感激美国的大地接纳了他全家，给了他白手起家、另起炉灶的机会。既然生活在美国，就要爱美国（更准确地说是爱美国的自由价值）。这是华裔移民中最匮乏的“在地”精神。我在台湾访问时，常听人们说“在地”这个新鲜词语。我很喜欢这个词汇，不仅某种食物是“在地”的，人的精神状态也应是“在地”的。所谓“在地”，就是移民对自己选择的某个乡村、某条街道、某座山、某道水的认同、眷恋和扎根。在民主、共和以及地方自治的理念之下，才有“在地”的权利，才有“在地”的健康心态。

诗歌是自由地飞向天际的翅膀

在被奴役的环境中生活久了，突然空降到自由世界里，自由便成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生存是第一位的，为了生存，必须打拼。然后，为了拥有更大的房子和车子，为了下一代接受精英教育，必须更辛苦地打拼。于是，许多第一代移民放弃了梦想，窄化了精神生活，像机器一样运转着，直到精疲力竭为止。我接触过不少理工科出身的华人，他们惟一的精神生活就是观看中国国内拍摄的垃圾电视连续剧。他们并没有生活在真正的美国，而是生活在“别处的中国”，他们是“美国的陌生人”，也是“中国的弃儿”。

武男拒绝过这样的生活。他毅然退学不再攻读他不喜欢的政治学博士，事事以现实为考量的妻子萍萍说不准武男该做什么去，“尽管她知道他不爱自己，自己却深爱地爱他。和他结婚前，父亲提醒过她，跟着武男，可能过不上安稳的日子。武男虽然是个正派的年轻人，却天生不够现实，是个难以改变的空想家。”除了诗歌，武男对任何领域都毫无热情，而写诗，照目前来看是最不可能的一件事。武男和妻子一起经营了一家小小的中餐厅，武男是大厨，萍萍是侍者。那么，在油烟弥漫的后厨，如何写诗？

在流亡的反对派阵营里，武男没有找到安慰；在气功、瑜伽等东方神秘主义里，武男没有找到安慰；在华人教会里，武男也没有找到安慰；在家庭中，武男同样没有找到安慰。那么，诗歌能安慰他的心灵吗？武男明明就知道，即便是土生土长的美国诗人，也没有几个人可以靠写诗维持基本的生活，他在与几个诗人朋友的交往中也发现文人圈子的虚伪和世故——诗人远远没有诗歌可爱，但是，他这个母语并非英语的学习者，还是要冒险一试。

一双在厨房中拿勺子的手也可以写诗，哈金说：“一些白人告诉我，在阅读《自由生活》之前，他们看到中国移民每天在餐馆和商店里生活，但几乎无法想象他们有一个丰富的心灵和精神生活。”武男憧憬着一种能够与读者的心灵直接对话的诗歌，不管他们是什么文化、什么种族背景。最首要的，是他的作品应该具有力量而不是美丽，美丽往往掩饰真相。

仅有自由的生活是不够的，还需要从自由生活走向美好生活。哈金在接受梁文道的访问时说：“美好的生活就是做你真正喜欢做的事，并把它当作你的职业。至于文学梦想，我们的大学写作班每年都会收到两百多封参加小说写作课程的申请，但我们只能录取十位学生。很多年轻人想要成为艺术家。美国是一个人们赞美——甚至可以说是崇拜——创造力的国家。来到美国的中国人很少提及的一个事实就是，在美国，金钱并不能买到尊敬，然而，那些有创造力的人却总是能得到尊重。”在这个意义上，武男在一度的迷失和困惑之后重新找到了自己，诗歌给了他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第二视角”。

中国经验、美国环境和俄罗斯精神

哈金是在英文世界最受欢迎的、也是获得最高声誉的华裔作家，他是美国国家图书奖、海明威奖和福克纳奖得主。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移居美国之后，哈金便放弃了中文写作，而改用英文写作。首先，他认为，英文靠字母来表达，可塑性很大。汉语则是象形文字，而且它从古到今都涉及政治；譬如说那个马字下面少了一个点，古时候是要杀头的。所以，文字跟政治、国家是有关系的。用英文，或许能够享受更大的自由。

其次，哈金借武男之口说，中文意味着过去，英文意味着未来——和他儿子一致的语言。用另一种语言写作，他可能偏离中文传统更远，可能会不得不忍受更多的孤独，冒更多的风险。但是用英文写诗，就好比爬一座大山，他无法看见或想像那座大山的顶点。那样的一种“铁山顶上我为峰”的攀登，是一件人生中最愉悦的事情。

在《自由生活》中，我看到了多元文化的融会贯通，那就是：中国经验、美国环境和俄罗斯精神。哈金表示，他是用英文来承接契诃夫的传统。而他作品的题材几乎都与中国或华人有关，近年来他更是集中描述和研究在美国的移民的生活状态。哈金那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经历过野蛮的“文革”、困乏的“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涯、生机勃勃的八十年代以及“六四”的梦碎，其人生经历之丰富，可谓空前绝后。在文化上，他们是汲取俄罗斯文学的乳汁长大的，从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这些俄罗斯作家对他们心灵的影响，远远超过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和四大名著。

武男在诗歌与现实之间的挣扎，不禁让人联想起帕斯捷尔纳克笔下不能适应新时代的日瓦戈医生。他们的爱就是他们的软弱，而他们的软弱就是他们的强大。哈金说：“我确实意识到了这和《日瓦戈医生》有点相像。”在小说戛然而止之处，以附录的“武男的诗歌”延伸向未来，因为“没有这些诗歌，武男就像是个疯子”。虽然妻子萍萍突然患病、餐馆面临关闭、这一家人的命运前途未卜，但武男已经在诗歌中找到了自我，希望毕竟战胜了绝望。

在《自由生活》中，看不到作者对任何小说技巧的玩弄。诚恳和朴实是当代小说中最为罕见的高贵品质。哈金自豪地说：“西方读者喜欢我的小说的一个原因只是，他们能从中看到我的真诚。我一直在做一件诚实的工作。我总是遵循着雷蒙德•卡佛的一句教导：‘没有窍门，就是这样。’”在各行各业都丧失诚意的今天，每一部诚意之作都值得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