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
1940年，潘光旦（1899—1967年）教授在西南联大任教务长，他同时研究优生学与心
理学。当时云南多鼠，潘教授深受其苦，只好张夹设笼进行捕捉。一日捕得硕鼠10多只，
便斩头剥皮，弃其内脏，然后洗净切成块状，请夫人做成菜。
夫人皱眉问道：“我们伙食虽不算好，也常有鱼有肉，今天为何要叫我做这苦差事？”
潘光旦解释道：“我这是为了学术研究，请你一定要帮助我。”夫人无奈，只好勉为其
难。夫人一向善于治馔，煮熟后果然甘香扑鼻。教授大喜，随即邀来共同研究心理学的同事
和学生数人，诡称偶获野味，欲与诸位分享。
鼠肉端上桌来，潘先生带头大嚼，众宴客亦举箸共食。然而咀嚼再三，竟不辨是何动
物。一客问道：“此肉细嫩，味道鲜美，但不知是何野味？”
潘光旦笑答道：“鼠肉。”
此二字一出，想再吃一块的忽然停住了筷子，嘴里正在咀嚼的吐了出来，还有紧锁双
眉、喉痒欲吐的，潘光旦一再保证，其中绝无有害健康的物质，并以身作则，继续食用。但
无论他怎么劝诱，直至餐毕，终无问津者。潘教授大笑道：
“我又在心理学上得一证明。”
范长江
1937年阎锡山路过江苏无锡，登锡山游览，忽然对他的随从们说：“我有个对子的上
联‘阎锡山过无锡，登锡山，锡山无锡’，请大家对个下联。”随从们无人能对，阎锡山十
分得意，登报公开征求下联。好长时间，竟无人应征，几乎成了绝对。
1945年著名记者范长江（1909—1970年）跟随陈毅来到安徽天长县时，突然灵机一
动，对陈毅叫道：“有了，有了，阎锡山对子我对起来了！”范长江对的下联是“范长江到
天长，望长江，长江天长。”
陈毅低吟了两遍，连声称赞说：“范长江果然才子也！”
陈毅
建国初期，陈毅（1901—1972年）在上海任市长。有一次对工商界人士演讲，讲台上
安放着名贵的鲜花和精美的茶具。陈毅上台便说道：“我这个人讲话容易激动，激动起来容
易手舞足蹈，讲桌上的这些东西，要是被我碰坏，我这个供给制的市长，实在赔偿不起，所
以我请求主持会议主持人，还是先把这些东西‘精兵简政’撤下去吧。”会场上立刻发出了
会心的笑声。
在60年代的一个会议上，陈毅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而大声疾呼：“不能够经过了几十
年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项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头上！”说到这里，陈毅
摘下帽子，向参加会议的知识分子代表鞠了一躬，然后大声说道：“今天，我给你们行‘脱
帽礼’！”这真挚的感情和即兴的幽默，使全场听众为之动容。
陈毅讲话大都不用稿子。他出口成章，侃侃而谈，常常以机敏而风趣的言辞使听者折服。
在一次会议上，有人看见他拿着一份稿纸，还不时地低下头看看，后来竟发现那是一张
白纸。
“陈总，您怎么用张空白的发言稿啊？”会后有人问他。他回答说：“不用稿子，人家
会讲我不严肃，信口开河。”
赵树理
十年浩劫中，有个造反派想把花园里的一盆花拿回家去，但不知道这盆花好不好，就去
问那些“黑作家”们。
被专政的作家们都不想理他，推说不知道。这个造反派火了，指着赵树理说：“你也不
知道？”
赵树理说：“我不是不知道，是不好说。我是黑帮，我说是香花，你们说是毒草；我说
是毒草，你们说是香花”
赵树理被批斗后受了伤，去门诊治疗。医生惊诧地问道：
“你就是作家赵树理？”
赵树理淡淡一笑说：“这个时候，谁还敢冒名顶替我呢？”
钱钟书
文学大师钱钟书最怕被宣传，更不愿在报刊上露脸。
有一次，一位英国女士求见他，他执意谢绝，在电话中，他对那位女士说：“小姐，假
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味道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个下蛋的母鸡呢？”
姜 昆
姜昆（1950年出生）出了名后，走到哪里都会被人认出来，弄得他轻易不敢上街。
一次，他在公园拍电视片，人们把他所在的小屋围得水泄不通。工作人员磨破嘴皮，人
们还是不肯散去。姜昆只好换了弟弟的衣服，戴上老头帽才混出包围圈，出了公园。同伴
说：现在你别用老头帽捂住脸了，怪难受的。”
姜昆说：“不行，我这脸是‘全国通用粮票’，谁都认识。”
方 成
漫画家方成在一篇《自我介绍》中，有一段充满谐趣的文字：“方成，不知何许人也。
原籍广东省中山县（填表历来如此写法），但生在北京，说一口北京话。自谓姓方，但其父
其子都姓孙的。非学画者，而以画为业。乃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但宣读论文是在中国化学
会。终生从事政治讽刺画，因不关心政治屡受批评。”
侯宝林
语言大师侯宝林，在一次相声艺术家的表演会上，表演京戏唱段时，十分精采，观众热
烈鼓掌。
唱完后，他自谦不足，颇有风趣地说：“岁数大了，唱不好，就能糊弄人。”
主持人说：“我听挺棒！”
侯宝林说：“你听我糊弄惯呀！”
杜 澎
有一次纪念老舍先生的会上，有人建议侯宝林、谢添和杜澎三人说一段传统相声《扒马
褂》，请马三立导演。
杜澎说：“不行！”
“为什么？”
杜澎说：“咱三人凑在一起演不好！”
“怎么不好？”
杜澎说：“侯宝林、谢添、杜澎三人凑一起，不就成了猴、泄、肚（侯、谢、杜），猴
儿拉稀多难听啊！”
刘绍棠
一次，南开大学请著名作家刘绍棠去作报告。
当刘绍棠讲到文学创作要坚持党性原则时说：“每个阶级的作家都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即使是真实的东西，也是有所写，有所不写的，无产阶级的文学更是如此。”
有个女学生听后，写了一张条子：“刘老师，您说作家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不能苟
同。请问：既然是真实的，就是存在的；存在着的，就应该给予表现，就可以写。”
刘绍棠读后，微笑着对这位写条子的女同学说：“我想看看你的学生证，上面是不是贴
着脸上长疮的照片？”
女同学迷惑不解地问：“把长疮的照片贴在学生证上多么难看呀，我怎么会去拍这样的
照片呢？”
“漂亮的小姐啊，你不在长疮时去拍照片，这说明你对自己是看本质的。你知道长疮时
不漂亮是暂时的，它不是你的最真实的面目，所以你不想在长疮的时候照相，更不会把长疮
的照片贴在学生证上，你说对吗？”
那位漂亮的女学生脸红了：“是的，刘老师。”
刘绍棠继续说：“共产党的某些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有些事情是有其特殊原因的，是
涉及到许多方面问题的，应由党内采取措施去改正。可你非要把它揭露出来，这岂不是要共
产党把长疮的照片贴在共产党的工作证上吗？为什么你对自己是那样的公正，而对别的事物
就不公正了呢？”
陆文夫
在纽约国际笔会第48届年会上，有人问中国著名作家陆文夫对性文学是怎么看的。
陆文夫幽默地答道：“西方朋友接受一盒礼品时，往往当着别人的面就打开来看。而中
国人恰恰相反，一般都要等客人离开以后才打开盒子。”
与会者发出会心的笑声，接着是雷鸣般的掌声。
谌 容
以《人到中年》为代表作而驰名文坛的中国当代作家谌容，一次去美国访问。
她应邀去美国某大学进行演讲时，其中有个美国人向她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听说您
至今还不是一个中共党员，请问您对中国共产党的私人感情如何？”
谌容应对如流：“您的情报非常准确，我确实还不是中国共产党员。但是，我的丈夫是
个老共产党员，而我同他共同生活了几十年，至今尚未有离婚的迹象，可见，我同中国共产
党的感情有多么深呢！”
蒋子龙
1982年秋天，在美国洛杉矶召开的中美作家会议上，美国诗人艾伦·金斯伯格请中国
作家蒋子龙解个怪谜：“把一只5斤重的鸡放进一个只能装1斤水的瓶子里，您用什么办法
把它拿出来？”
“您怎么放进去，我就怎么拿出来。”蒋子龙微笑道，“您显然是凭嘴一说就把鸡放进
了瓶子，那么我就用语言这个工具再把鸡拿出来。”
金斯伯格赞赏道：“您是第一个猜中这个怪谜的人。”
梁晓声
一次，英国一家电视台采访中国当代青年作家梁晓声，现场拍摄电视采访节目。
这位英国记者忽然让摄像机停下来，然后对梁晓声说：“下一个问题，希望您能毫不迟
疑地用‘是’或‘否’来回答，好吗？”
梁晓声不知是计，欣然答应。
谁知那位英国记者一扬手，遮镜板“啪”地一声响，记者把话筒放到自己嘴边，说道：
“没有文化大革命，就不会产生你们这一代青年作家，那么文化大革命在您看来究竟是好是
坏？”说完把话筒立即伸到梁晓声嘴边。
摄像机对准了梁晓声的脸。
梁晓声的形象和声音将会由摄像机转告给广大观众。
此时，无论梁晓声回答“是”，还是回答“否”，都是笨拙的。但梁晓声刚才是答应用
最“简洁”的一两个字回答问题的呀。因此不按照应诺的条件回答也不是个办法。看来对方
是蓄意要出他的洋相。
在这进退维谷之际，梁晓声却不动声色地说：“在我回答您这个问题之前，我也问您一
个问题：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就没有以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著名的作家，那么您认为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好是坏？”
梁晓声把话筒口转向英国记者。
冯骥才
作家冯骥才在访美期间，一位美国朋友带着孩子去冯所住的宾馆看望。
谈话间，那个壮得像牛犊的孩子，爬上冯骥才的床，站在上面又蹦又跳。如果直接了当
地请他下来，势必会使其父产生歉意。于是，冯骥才幽默地说道：“请你的儿子回到地球上
来吧。”
那个美国朋友也立即心领神会：“好，我和他商量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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